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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椅子。
我说：“你小子潇洒啊，能把机票钱也赌光了。”
司徒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开头儿手气真好，不大工夫就赢了三千多美金。当时走了就对了，可我看手气这么好，还想趁势再赢点儿，赢到五千美金就走。他妈的，一有这念头儿就开始输，愈输愈急，愈急愈输。我也知道我哥的状况，也是想赢了钱给他一个惊喜。唉，什么也不能说了。老爸在家里愁得要上吊，我把机票钱也输光了，你说这事儿！”
“你小子就是不走正路，得了，睡觉吧，明天早晨我带你去买机票。”我说。
“真的？”他惊喜地问。
“废话。”我站起身走了。
买好机票已近中午，我带司徒阳来到一个捷克餐馆吃午饭。各要了一份牛排，一扎啤酒。
吃着喝着，司徒阳忧心忡忡地说：“田力，我嫂子要出事儿啦。”
我听不明白，问：“出事儿？阿莲能出什么事儿？”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连这都不懂？”他说。
“不至于吧，我看阿莲对你哥挺好的。”
“嘁，表面现象。她在外边有人啦，捷克人。”司徒阳蹙着眉喝啤酒。
“这事儿可不能瞎说。”我警告他。
“我瞎讲？有小叔子瞎讲嫂子的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司徒阳把啤酒杯放下，说：“上个星期日，我嫂子去大市场练摊儿。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去了，见她那捷克朋友正和她一起在摊位里坐着呢。捷克人真他妈骚，当着我的面就动手动脚。我听我嫂子用捷语跟那小子说，别这样，我弟弟回去会说的。她以为我听不懂呢，哼，这点捷语咱也会。”
“欧洲人观念开放，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好，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秋天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回来，开车路过伏尔塔瓦河边儿，我忽然看见她正和那捷克人勾肩搭背地散步。你知道怎么个散步法儿吗？就像捷克情侣那样，那小子把手按在我嫂子屁股上，一边走还一边乱动。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他问。
我叹口气，说：“大概有点麻烦了。司徒平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没办法呀！我输光的机票钱就是我嫂子从他那儿借的，你也知道捷克人，从他们那儿借出钱来容易吗？”
我点头表示同意。
“有一回我哥为这事儿打了我嫂子，我嫂子跑了，在那人家住了七天才回来。”
“那人很有钱吗？”我问。
“有个屁钱，一个工人。”司徒阳不屑地说。
“唉，这种事儿没办法。”我说。
“都怨我哥，一来了就花那么多钱送她去学捷语，她不会捷语能勾搭上捷克人吗？当初我说让我去学捷语吧，我哥说不行，说我不懂社交，我嫂子懂。这回鸡飞蛋打，全完了。”
“没那么严重吧？”出门时我问他。
他拉开车门坐在我旁边，说：“但愿吧。”
司徒阳飞走了。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司徒平家，心里惦记着司徒平老爸的生死，就顺便拐进去看看。
停下车就觉着怪，旁边的人家都灯火通明，只有他们这座house，除了司徒平的卧室有烛光如豆外，其余的窗子都黑着，像一座坟墓。
我摁门铃，不响。便使劲敲门，并伴以呼喊。稍顷，阿莲打开窗子问：“是谁呀？”
我喊：“阿莲！”
“哟，是田力呀？”阿莲急忙关了窗子，举着一根蜡烛下楼来开门。
“小心。”她提醒我注意脚下，为我照路。
进了卧室，冷得厉害，见司徒平穿件羽绒服在黑地儿里坐着，也看不见表情，从声音里感觉到挺沉重的。
“怎么没电？”我问。
“交不起房租，房东给把电断了。”阿莲为我倒茶，然后坐在我身边说。
我这才注意到她也穿着厚厚的棉衣。捷克人的house大都是自己用电取暖的，一断电，房子立刻就成了冰窖。
“房客呢？”
“都走啦，谁愿意在这儿摸黑受冻。”阿莲说。
“这怎么办？得想个辙儿呀。”我说。
“没办法了，没准儿明天房东就叫警察把我们赶出去，那真是连冰窖也没得住了。”阿莲愁苦地说。
“你又不怕，你有地方住就行了。”司徒平冷冷地说。
“你怎么这样说话？”阿莲声音有些颤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
“这种话就得这时候说。”司徒平说。
“田力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不知好歹呢？”阿莲望着我。
“对，我就是不知好歹！今天田力正好也在，咱们就把你这事儿说说，让田力给评评这个理。是我司徒平对不起你阿莲，还是你阿莲对不起我司徒平。你跟那个捷克人勾搭多长时间了？”司徒平气急败坏地说。
阿莲尖叫一声，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我赶紧起身，对司徒平说：“别扯那么远，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些干啥？实在没办法，先到我那儿住几天，好歹把冬天过了呀。”
司徒平说：“谢谢了，我想想看。”
我又拍拍阿莲的腿，说：“别哭了阿莲，我走了。”
阿莲爬起来，哽咽着说：“我送送你。”便拿着蜡烛送我下楼。
在门口，我对阿莲说：“别太着急，不行就到我那儿住。”
她点点头，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们没来。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司徒阳也没有回来。我又去过那座破house一次，但已经换了主人，是一群乌克兰人。问他们这里原来住的两个中国人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摇摇头说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
直到今天。
聊了很久以后，我问阿莲：“司徒平去哪儿了？”
她苦笑笑：“一年前听说在斯洛伐克，组织什么福建同乡会，尽玩儿虚的。我这样了，他也没脸回布拉格了。”
“为什么不能干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干什么呢？”她伸开纤细的手指，在灯光下欣赏着闪光的钻戒。“去练摊儿？一大早就赶去，搬箱子支架子，夏天晒个死，冬天冻个死，再找个练摊儿的男人傍着，练摊儿回来还得给他煮饭，还得陪他睡觉，我不干。”
“可以回国嘛，现在国内也挺好的。”
“我不回，丢不起人。”她大口喝着红酒，脸颊已经是一片红晕。“别人回国都是衣锦还乡，我呢？过去在小姐妹中数我要强，现在数我惨。我哪儿还有脸回去？”
我愕然了。
分手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意。我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又不远，50米不到。我和她握手，说：“多保重吧。”
她笑着说：“见到你真好，欢迎你带朋友来玩儿，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儿。”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呢，她突然伏在我怀中嘤嘤哭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个坏女人，对吗？你看不起我，对吗？司徒平和我结婚的时候发誓要给我全新的生活，他说话是算数的，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新吗？田力，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从卡罗维发利回布拉格，半道儿上车坏了，还记得吗？”她仰起泪眼望着我。
我说记得。
“你让我去找人换油门线，我不去。后来你自己去了，还挺不高兴。回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了，──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我那是想跟你在汽车里过夜呀！”
说罢，她流着泪走了。有些摇晃，但依然风姿绰约。
我呆呆地站在酒吧门口。
后来，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中国小姐结伴儿去巴黎做“生意”了。
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