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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两夜两天的奔驰，列车终于抵达了汪虹此行的终点布拉格。
她一下火车便看到了高举着写着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个人：两女一男。她知道，这就是她从未谋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着箱子跑过去，大姑微笑着张开臂膀。她略一迟疑，她还不习惯这样的礼节，但她还是投入了大姑的怀抱。
“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绍身边高大的老洋人。
继续拥抱。
“这是你妹妹。”大姑介绍身边美丽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拥抱。
“回家。”大姑夫是标准的普通话。
“姐姐，我来帮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标准的普通话。
“天哪！你们都会说中文？”汪虹又高兴又吃惊。
“有什么感觉？”妹妹调皮地问。
“如果闭上眼睛，就像是从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说。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区的一座公寓楼里。有两个卧室另加一个很大的厨房和同样很大的客厅。虽不算很宽敞，但干净明亮。墙上还挂着一些中国字画，让汪虹感到十分亲切。汪虹住进了表妹的房间，表妹搬到了客厅。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却说没关系，我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丽丽，她健康活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标准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妈妈都漂亮得没法说，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优点。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脸儿像妈妈，俊美的鹅蛋形；鼻梁却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个子；一双让大部分中国女人羡慕死的长腿；中国美女的婀娜细腰；欧洲女性的丰满**简直无可挑剔。
我曾经问过她，你喜欢你这一头长长的黑发吗？她说太喜欢了，女同学们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国满大街那些把黑发染黄的时尚女孩儿。
小丽丽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法律，这是一所在欧洲极具盛名的大学，就像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一样。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查理大学也刚刚庆贺过自己的650岁生日。她会说中文，却不认识多少字儿。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学，说一写汉字就头疼，写出来也缺胳膊少腿儿的，连爸爸也不认识，说她是一不留神写出了日文。
虽然是第一次见大姑，但汪虹并不感到拘谨。瓦哈洛娃爱说爱笑，活泼爽朗，三分钟不到已经跟你熟得没样了，汪虹从心里觉得她真可爱。
大姑夫言语不多，但永远面带微笑。
汪虹就在这里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丽丽要去上学，说顺便带汪虹去老城广场玩儿。大姑给了汪虹200克郎，她们兴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广场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观，与著名的查理桥、皇宫和维希赫拉德城堡齐名。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领袖杨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于此。广场北侧是全世界惟一一座献给圣母玛丽亚的教堂，名字叫“我们的女士”广场周围酒吧林立，酒旗翻飞。广场上游人如织，卖各种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小贩穿梭其间，十分热闹。这里的小贩颇有意思：他们并不摆摊儿设点儿，只是从脖子上吊一个大木盘在胸前，木盘里摆着各色杂物。木盘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只脚的脚面上以减轻脖子的负重。原来这里的商业法规有明白的规定，摆摊儿设点儿即为占地营业，除了要申领有关执照外还须交费。而脖子上吊个托盘叫卖则不算占地，不须领取执照当然也用不着交费。但有一条，减轻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脚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占地，必须交费。
广场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儿的大教堂，许多游人聚在这座教堂的钟楼下面，等待一小时一次的教堂钟声。钟楼壁上有四个塑像，钟声一响便一齐动弹起来。有一个持镜修士，是看你前生来世的；有一个背钱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财管账的；有一个弹琴歌唱的行吟诗人，是主你七情六欲的；还有一个骷髅，是专司你寿命长短的。钟楼上还有扇窗子，平时紧闭，只要钟声一响便自动开启，一个个狰狞的鬼脸儿像走马灯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现。稍顷，雄鸡一唱，黎明将至，钟声停息，窗子紧闭，鬼怪遁于无形，塑像也归于安静。
小丽丽要去上学了，让她别乱跑，又把回家的地铁站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她，然后走了。望着小丽丽渐渐远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种身处异国的孤寂。那时的布拉格不比现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个东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国人，语言一点也听不懂，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走远，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里转转。中午了，她用大姑给的零钱买了一个面包夹红肠，坐在广场的长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为什么？她流泪了。
瓦哈洛娃是个不泯亲情的人。
好多华人一到国外就忘了家乡故旧，但她不。她了解国内的生活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自己的穷亲戚虽然那时她也不富裕。汪虹对我说过，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家里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从布拉格寄来的奶油饼干。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帮助汪虹一家摆脱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国内亲戚只要愿意出来，她都会积极去办。在办出汪虹之前，她已经办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办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并且都通过各种关系把他们送到了奥地利。办出汪虹以后，又办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对我讲过她们家这支远征军的战况，让你从心里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对儿厚道人。
先说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个医生，小姑夫却是个工人。这段姻缘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属于改造对象。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动，她就嫁了个没什么文化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给工人阶级做老婆，还不跟躺在红色保险箱里睡觉一样安全？小姑这样认为。
可是这位工人阶级和银幕上的工人阶级完全是两个样子整个儿一好吃懒做长年泡病号的主儿。什么苦都吃不了，丁点儿罪都不能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条好：思想活泛。刚刚打倒四人帮，他就动了出国的念头，绝对是领风气之先。一家三口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着，连妹夫的香烟都得姐姐去买。说实在，那时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发财是后来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吴和是个厚道人呢？别说外国了，就咱们中国，有亲戚全家搬你那儿一住一年的吗？
好容易疏通关系送到了奥地利，工作也给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还能干啥呀？那是奥地利，没地儿派你去当工宣队员，也没人承认你和你那阶级能领导一切，奥地利政府缺不缺领导人还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轮不到你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呀！
但他就是不明白。
干了一个月，死活不干了，要回国。
小姑劝他再坚持一下，他梗着脖子说不。
小姑提醒他：“回去咱可挣不来钱啊？”
他倒明白：“回去是挣不来钱，可咱还不受累呢！”
没辙儿了，一家三口儿飞回北京。
“没出息劲儿大发了。”汪虹这样评价她的小姑夫。
“现在后悔吗？”我问。
“肠子悔青好几回了！”汪虹说。“那时中国人出来的特少，70年代末嘛。办身份相对要容易得多，入籍也不难。奥地利是高福利国家，只要你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失业在家钱也够花。他们回去没几年，出国潮就开始了。又想出来，这回我大姑是说什么也不给发邀请了，一次折腾怕了。头几年小姑夫肾坏了，在北京换的肾，二十多万，正赶上改革公费医疗，公家给报了不少，自己也掏了许多。要是在欧洲，国家全包了，一分也不用自己掏。”
汪虹的表哥两口子倒是坚持了下来。
表哥叫汪卫，原先在徐州工作。有一年他偕太太来布拉格玩儿，我见过一次。那时汪卫已经拿到了奥地利永久居留，享受奥地利人可以享受的一切福利。他和太太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里打工，汪卫做厨房，太太跑堂。维也纳的中餐馆太多，生意也不好，竞争非常激烈。一没客人老板娘就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汪太太是个粗枝大叶的人，有点没心没肺。再说了，打工的管不着老板生意好坏，没客人更清闲无非小费拿不上呗。经常一边擦桌子一边唱歌，也怪了，她既不唱邓丽君也不唱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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