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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一个人，刻两个出来也绝不会一样，仿制者印出来后多以手工画笔加绘之，连辨钞掌柜那里就未必过得了关。新券出后，叠印花纹愈加难仿不说，一时间更是学不了“朝券”上的水印花纹，假券之害乃止，钱庄之势比前更盛。
按照萧墨轩估计，假券之害至少十来年间可平。而十来年后，以如此大一份产业之力，换出更难仿的水印，甚至铜版雕刻，还有新纸，新墨也问题不大。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但是却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另在辨钞掌柜的指教下，十来年也足够让大部分百姓能识得假券了。
隆庆三年秋，户部核准各地官仓，其年虽有数处受了灾害，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其中江南和湖广，四川三地，竟多有存粮无出而腐烂者。
以十亩地为例，以前尽种稻麦，风雨顺时，所得至多四五十石。现分半者为番薯等新粮，风雨顺时，五亩获稻麦二十五石，五亩获番薯玉黍七八十石。即使时节不济，十亩地所产亦不下六七十石，比历年大丰尤过。
是年，粮价大贱。民争入他坊为工，以获金券。富户则争改其田为桑麻，以求多入。
只隆庆三年十二月底，由南京送到的文书备记即录，隆庆三年间，南直隶增设大小织坊共三十一座，织机五千多张，增产丝绸棉麻布六万多匹。
次年开春，布价亦大跌。有自蜀中至京师者云：蜀锦不贵，道上行者皆着缎。
帝闻言大喜，亲携萧大学士诏告太庙，加其为太子太保。
从历史上看，明末的土地兼并确实存在着极其深远的负面效应，可偏偏在隆庆帝和萧太保手中，却成了另外一种局面。
在足够的粮食供应下，粮价日跌。大明朝也才六七千万人口，比起以后的十多亿也算是地广人稀，可用的土地甚多。各省富户，自此皆不以地广为豪，咸数所拥金银及作坊之数。
隆庆三年七月，萧少保又上疏请废不准商人着丝缎及子弟不许入学之法。是年，商税入京城越百万，几近田税之数。帝喜，准之。
若是说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倒也不准确。向来商人中都有这么一份特例的，那就是掌了天下钱税四分之一的盐商。
寻常的商家子弟，就连科举的资格也没，可偏偏那些盐商家里，不但可以考，还有额外的“商籍”，商籍的子弟，甚至比起寻常子弟更容易录取。王崇古和张四维，也都是盐商家的子弟。
不过朝廷的恩惠，从前也只到了盐商这一级便停了。直到隆庆三年，商税几乎与田税相等，且劳作者皆得食，未误田产。再加上萧太保的上疏，才降下了圣恩。
圣旨传下，商家多有焚香遥祝者，皆言圣上万岁，萧太保千岁，辅佐皇上至千秋也。
在历史上，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在被抄家的时候，也对张四维这么说过。可是眼下这些寻常人家对着萧墨轩说起来，倒是大为不同，真是一番实意了。
江南和蜀地的丝绸布匹高产，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尽。
粮食的丰产，丝绸布匹的充盈，再加上金银券的通行，使得商旅日盛。不但是丝绸粮食，其他比如延宁的五宝，岭南的干果，江西的瓷器，以及各种酒宴器具等等物什，也通过无数条大道运往全国。
当年九月，原广东总督，现兵部侍郎张臬征南洋返。南洋至印度一线，皆握大明之手。朝廷设南洋镇抚司，经萧墨轩举荐，以张四维为首任镇抚使。萧太保，想了个周全，终于给未来的“张首辅”寻了个合适的位子，让他去和努尔哈赤做个伴。
南洋镇抚司的建立，使大明朝内几乎已经快要要膨胀的货物，顿时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南京龙江船坞，年内造船近百艘，获利数十万之多。宁波，泉州，广州各地的码头，真正是千帆竞流。
偌大一个东方帝国，再此时也渐渐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势。但是太平的日子里，风暴的诱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隆庆四年二月，一份看起来其貌不扬，毫无分量的奏折，轻轻的放到了司礼监的文案头上。
写这份奏疏的，也只是一个寻常的户部给事中，名叫张齐。张齐，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重视过，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样，其貌不扬，毫无分量。
可偏偏就是这份其貌不扬的折子，却要在朝廷里引起一场偌大的风波。(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