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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太平的时候，这年头也是过得格外的快。仿佛就是眨了下眼睛，时候便就到了隆庆四年。
三年多的时候不算长，但也不算短。除了番薯这些东西，已尽在种不得稻麦的地方生长起来外，各地的钱庄也已成风行之势。
隆庆二年末，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萧墨轩上疏。各地私设钱庄，须押钱银入“朝庄”做保，其名“兑押”，否则不得经营。
押银入朝庄作保，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始，小一些的钱庄，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银全部送入朝庄。
但是这样做，却也不是没有好处。押金银入保的钱庄，此后便有了兑换朝庄金券银票的资格。而若是私营的钱庄有事，自然也有朝庄那边出面帮着打理善后。
而金券银票，比起金银实物来说，携带更是方便。数年前，只那京杭大运河上往来的商人，装了半只船的金银去买卖货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银票，就连只包裹放了也足够，其中的风险和运费，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
于是数年之间，金券银票便在全国通行开来。初时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广拿了银票，再去京城的钱庄里兑换了去买卖的。至后来，就连兑换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银票交易。
只是金券银票初行时，只在各地的朝庄内通行。每月便换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伪造的手艺，尚无所失。后来扩展到各钱庄也可通存通兑之时，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
其中隆庆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领者即窃银愈万两，全国各地失银总数近二十万两之巨，朝野震动。朝庄之信，也几乎毁于一旦夕。
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个萧墨轩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时的朝庄便要倒下去了。
其实早在隆庆元年的时候，萧墨轩便决意要直接用水印防伪的法子去制作银票。水印防伪，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造纸匠们在无意中发明的。
首先将水印纸用在钞票上的，也有两个说法，一说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另一说是177年德国发行的萨克森纸币。
总而言之，1564年的时候，不论是大明朝，还是世界各国，都没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纸币上去。尤其是这时候的大明朝，对这种从来没有体现出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根本一无所知。
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庆三年还生出假券的祸害来，实在是连萧墨轩也低估了其中的手艺。水印造纸，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只要在盛纸浆的抄纸帘上编织上凹凸不同的花纹就可以制出。
可要将其中的花纹制作的难以模仿，又不影响印刷，倒是有难度了。
造券用的纸，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内衙宝钞司专制。所用的纸，也用太祖皇帝用过的桑皮纸，禁民间采买。
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纹一路上，改了又改，变了又变，直到隆庆二年的九月，历史近两年才制了出来。
隆庆二年七月，廷议改《大明律》，增设其中钱银一项。凡伪制朝庄金券银票者，罪即与造私钱者同，斩不赦。
隆庆二年十二月，准各地钱庄经营兑换朝庄券，假券始现。次年一月废旧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的假券大害。用萧墨轩的话来说，就是“最后的晚餐”，旁人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那“最后”二字却是明了。
虽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为有钱庄里出了内鬼，泄了密押的底细，却又无从追究。只从三到六月间，禁兑金银，凡十两以上银票须积在一起，发文至京师堪对。
此三月间，因为禁兑金银，也是闹得鼎沸，多有乡间云朝廷欲吞民银。好在朝庄的股东，都是镇得了一方的大户，才没闹出事来。
从朝庄设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萧墨轩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处，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至。
期间，各地因为伪票而起的官司也是以数百起论。其中诛制假者十六，贩卖者上百。夺其田产以为赔偿，余者充国库。
六月底，尽以水印金券银票行于天下，废密押。初见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红，蓝，黑，黄”套色叠印花纹及难摹之花纹印章。此外，各地钱庄又增辨钞掌柜，专司辨钞一职，民间亦寻其辨真伪，其俸禄同九品，造官册，由吏部入籍，只是不与他官通。
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项叠印花纹便是难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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