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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面对面的站在教室前面，全班的学生几乎都笑呵呵的看着他们两个人，看着他们互相抽对方的耳光。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教数学的王老师非常生气的让他们从集体中出来，然后又让他们互相抽耳光。开始，雷保柱低着头，有些羞赧，在老师的命令下，不得不轻轻的打了对方一耳光。老师显然不满意这样，她说：“大声点，让同学们都听到。”“啪——”雷宏亮在老师的“鼓励”下毫不犹豫的打了对方一巴掌。全班哄笑起来了，雷宏亮也笑了。老师说：“谁打的响，谁就先下去。”仿佛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雷保柱与雷宏亮谁也不肯落后的你一巴掌来，我一巴掌去的。全班笑的更凶了，他们两人也吃吃的笑着，老师也在笑。没打的人，打的人，叫打的人都在笑。后来，调皮的男孩们课后研究着怎样应对终于的局面：趁老师不注意，拍巴掌，一样的响，脆生生的。这时，我在读小学三年级。
陈锐的数学作学显然没有做好，因为他正耷拉着脑袋站在在老师的前面聆听教诲。教数学的陶老师似乎发怒了，我清清楚楚的看着她一只手拧着陈锐一边的脸颊，另一只手则在掴耳光。陈锐一声不吭，脑袋在陶老师的摆弄下，摇摆着。那一刻，我有些惊呆了。我无法将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一个将要做母亲的女人，跟眼前这个几乎发飙的女人联系起来。从那以后，只要看着挺着大肚子，穿着高跟鞋的陶老师站在讲台上时，我就专心致志的盯着她的鞋，我心中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希望她摔一跤。黑板前的地板上有几个洞。十一岁的我觉得她不配做母亲。那时，我在读小学六年级。
（二）
这些事情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声声的耳光声；那挺着肚子，一手拧，一手掴的样子；还有那似笑非笑的唇角吐出的讽刺话语，这一切仿佛就像发生眼前一样。我对这些受到体罚或伤及自尊的同学，怀着深切的同情。因为我心中也有一段委屈的经历，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那一幕：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节课的课间十分钟，我拿出了语文习题做，上午第三节课语文老师要讲的。教数学的雷老师踱到了我身后，他一低头，发现我做的是语文题，仿佛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他一巴掌就拍到我的脑袋上，愤怒的说：“怎么，你比人家学的好些？你的语文重要些？怎么人家都在做数学，就你一人做语文？”雷老师的一番话问的我无从回答。伴着脑袋的隐痛，我默默的哭泣着。我只有用眼泪来表达我的委屈。偏偏我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我的眼泪显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粗暴的将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吼到：“怎么，你很委屈呀？要哭出去哭？”当然，当了第三节的语文课上，因为没有做完习题，又被语文老师罚站。一直到现在，老师要是大声点和我说话，我都会紧张，然后就不知所措的哭。有好几次，看到我哭，反倒把老师哭蒙了，关切的问：“怎么了？为什么哭？”
（三）
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信奉“棍棒教育”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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