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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法再利用法币套取外汇。于是他们变换手法，利用法币斗法币，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来套购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高达几亿元。这不仅造成大量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的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法币的购买力大幅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与今天美元大量涌入中国，在大量“套购”中国产品、资源与原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人民币过度增发，从而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上涨是同样的道理。
快速通胀的结果就是，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1943年的粮食价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况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桥恰巧路过山东根据地去延安，被根据地领导“扣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对敌开展货币斗争。
当时的根据地政府不了解货币和物价的规律，允许法币和北海币同时流通，但禁止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在沦陷区的黑市上，伪币高于法币。在根据地，法币高于北海币。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北海币以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薛暮桥提出，要稳定北海币的币值和根据地的物价，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成为根据地的唯一流通货币，独享货币发行大权。办法就是，用北海币排挤和收兑法币，用收兑的法币从敌占区套购物资，用这些物资来支持北海币。政府在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物价自然就会下跌。
这个办法确实管用。驱逐法币后，物价的确回落，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北海币的数量满足不了市场流通需求，物价下降过度。而此时根据地政府不知道应该增发货币来稳定物价，反而抛售物资回笼货币，又赶上农产品收购季节，农民急着出售，结果是物价猛跌。虽然工商局马上部署增发货币，由于银行印钞力量薄弱，错过了收购农产品的时机。三者叠加的结果是，物价比停止法币时跌了一半。等到来年春荒时节，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回笼“迟到”的增发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又剧烈上涨。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薛暮桥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提到：“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9
根据地称这个货币制度为“物价本位制”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商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10。
完成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货币斗争后，根据地着手开展贸易斗争，而根据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