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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天，在山东根据地，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八路军干部：美国记者：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发行准备，为何能够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八路军干部：我们有物资作发行准备。你们有40%的黄金准备金，我们有50%的物资准备量。
（美国记者不解地望着对方。）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美国记者一边记笔记一边思索。）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美国记者：这个道理很有意思，请您再仔细讲讲。
（八路军干部跟美国记者比比划划讲了4个小时，才使他懂得了这个道理。）
美国记者：你认为美国能不能实行这样的货币制度？
八路军干部：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现金本位制。8
八路军干部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并因而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成为西方显学。但他的理论要比山东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晚了几十年。八路军干部接受采访时，弗里德曼还在大学读博士，是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的认识还远未形成理论。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货币实践远比西方的货币理论更前卫。更为重要的是，亲手实践干出来的感觉和纸面上的理论探讨，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如同大学里的mba教授大讲企业应该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学问再大，也无法和王永庆或李嘉诚的管理实践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将“弗里德曼们”奉若神明，轻视自己用货币实践创造出的伟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论的迷人光环中，完全背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高原则，实在令人扼腕长叹！自从学了美国的货币思想，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30年来严重缩水，20世纪80年代初令人羡慕的“超级大款”万元户，现在已成为中国的“低保户”的标准。
美国记者的真实身份：经济学家。
八路军干部：薛暮桥，小学文化“毕业”于上海监狱“大学”山东根据地工商局局长和货币政策主持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创立者之一。
薛暮桥到底搞出了什么样的货币，弄得美国经济学家像探索核武器机密一样，万里迢迢来到中国呢？
原来，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北海币”作为法币的辅币，由于根据地缺乏发行纸币的经验，北海币信用一开始不及法币。
当时法币和英镑、美元挂钩，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的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以换取外汇或者购买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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