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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h，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h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h，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h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h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h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h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h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h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h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h，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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