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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这两个优势，佛教才在古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填补了贵族阶层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们之前也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互相抄互相辩经的境地。
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试图从根本上当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诬论》、《清净法行论》，称孔子老子都曾在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听课。
而到了南朝时，一个叫顾欢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写了一篇《夷夏论》，主张华夷不两立，指责佛教乃是西戎之法，来华夏传教必然包藏祸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贫僧未必包藏祸心，但你们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张角的旧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来，再加上一些黑历史，佛教直接给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凶逆、群妖、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便是当时的高僧对道教的称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讦之余，乱世的疫病依然横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颠沛流离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现实，分离动荡的社会，这些都使得从武帝起儒家对个人强加的枷锁急速松动。
就如后世常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般，这些因素相加让民众思想更加自由，创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传世的艺术家大多都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而最终这些铺垫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经厚积薄发，最终酿成了华夏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劳，或许功不可没。】
对李世民来说，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听光幕时最熟悉的状态。
吃点瓜果，饮点小茶，眼睛应接不暇，脑袋查漏补缺。
无论是汉还是三国，抑或是魏晋南北朝，对李世民来说都相当熟悉，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可看，少年时基本上都翻烂了。
这种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听起来自然就倍感轻松，听起来也就颇为闲适。
只不过没想到说着说着他还能被拎出来挨上一嘴。
“朕有孙药王，何须天竺医？”
如今说起来此话，李世民可谓是很有底气。
而且经过一年的饮食调养，他已久不觉头风之痛也。
如今的李世民相当有底气，什么乡间的天竺名医，比得过我青史留名的孙太医乎？
孙思邈对这些赞誉早已经免疫，此时倒是觉得后世零碎言语间给指出了一个新方向：
无论大唐还是夷狄，人的内里构造都是一样的，既如此也就是说医理相通，那大可采彼辈之良方，补我辈之药方。
佛教应当是不需要操心的，毕竟玄奘已经在路上，现有的佛经也已经被译的差不多了，药方更是早早抄录。
但想到大唐的海政，孙思邈感觉自己蠢蠢欲动了起来。
或许南方群岛，便有治中原绝症之神药呢？
只是若是想要出海，说不得还需一支既懂医术也懂航海的人。
于是孙思邈眼含期待迎上了李世民的目光。
李世民此时却转过脑袋，细细品味了一句话：
“国家不幸诗家幸……”
一旁挂在堂上的秦妇吟霎时间汇聚了不少人的目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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