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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春天，一种叫sars的新的疾病开始在包括中国大陆的许多国家流行。我在拉萨这块相对原始纯净的土地上更多感受到的是人们互相宣讲所带来的恐慌，却不是真正的疾病导致的恐惧。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染病，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死去，只是在这校园里，人们天天吵闹着要如何讲卫生，如何抵抗sars的入侵，以及与sars作殊死的斗争。
我想到了1664年的6月份到1665年的欧洲，那时候22岁的牛顿为了躲避欧洲流行的鼠疫，在乡下度过了将近20个月的安静时光，那么年轻的他，在20个月安静充分的生活思考中，酝酿出了他后来所有伟大的思想的萌芽，微积分与牛顿三大定律。20年后，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得以发表，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现在每一个上高中的孩子都知道牛二定律，每一个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要学微积分。我在想，这个sars流行的年代，又会有谁创造出什么伟大的发现呢？我在网络上看见了有人已写出了这样的书非典时期的爱情，但我隐约的怀疑，这是否能够成为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不朽的著作呢。我也在怀疑，我又在做些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
但是毫无疑问的，非典却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非典在一点上功不可没，那就是它提醒了人类的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人终究要腐朽。死去的人是否有遗憾，活着的人又要如何面对如此柔弱不堪的生命。
谁曾经说：icame，isaw，iconquered。(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谁又曾经说：活过，爱过，写过。他们似乎心满意足，他们已然尽力，已然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而安然而去。可是那些活着却不愿去看，去爱，去写，去征服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腐朽不比前者来得更快。中国人也说，上天不仁。
那么做与不做，做好与行恶，爱与不爱，清醒与麻木，征服与屈服难道仅仅成了人，个体人的个人的偶然选择，充其量只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麻醉与自我感觉。我渴望有一个上帝在用它那无处不在的眼睛看着我们。
xx岁的年轻人，象我，鲜有机会去思考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太年轻，我们所期待的事物仍然太多，我们觉得甚至我们会象这样一直生活下去，我们永远都不会死。可是sars提醒了我们，我们是并不特殊的人，我们终究要死去，而且必定要死去，并且速朽。欢乐正如悲伤一样象梦幻一场，眨眼即逝。你不由开始重回到哈姆雷特当年的问题，活着与死去究竟有什么区别？
记得谁说过：有些人死了，依然活着。我不相信，死了岂可与活着同日而语。但我却忽然明白，死人有一件事是万万不能做的：那就是去做事。也许死人也可以象活人一般的静静的躺在坟墓当中，思考一些问题，甚至产生出一些令他要跳起来冲出棺材的天才想法，可是他的身体却是僵直的，他不能去把那些天才性的想法去付诸实现，甚至不能将其写下来，他迅速的感到了他甚至连手指动一下都已成为不可能的奢望。
死人即使腐朽了，若有灵魂，那灵魂会更加的比先前的活着时候的灵魂丰富了，并且死去的人再也不会受到活人可能受到的牵挂与羁绊，诸如名与利的牵挂，爱与恨的羁绊。他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才是真正的活脱脱的自由的灵魂。他见识过了天堂，或者地狱，可他又能向那个活人诉说呢？顶多也就是跟他的鬼朋友们聊聊罢了，也互不新鲜。可怜的死人呀，我才悟，原来死人才是不能去动弹去做事的人呀。
也记得有人说过，有人的死，轻于鸿毛，有人的死，重于泰山。我也是不明白的。可我在这非典流行的年代，却也忽然明白一点了。活着的时候，不去做该做的事情，不去爱该爱的人，不去写该写的文章，不去征服可以征服的任务，那么他一定是会轻于鸿毛的死去。
还记得有人说过：任何不幸都是一把双刃利剑。那么我要感谢sars了，（尽管我为那些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人以及受过磨难的人深深的同情与惋惜），是它让我们做这样的思考，是它让我们懂得了生的可贵，生的价值，生的甜美，以及如何更好的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