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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土生土长在祖辈养家糊口的一亩三分地上，是地道的农民。当兵，是当时农民孩子走出农村的第一选择，在被部队上征兵的老首长相中的情况下，因其姑父曾经给地主家当过管家的政治背景，父亲的军旅梦被彻底的破灭。父亲凭着高中毕业的一纸文凭，成了村子里名副其实的乡村民办教师，同样的故事再次发生在国办教师转正和考大学上，在别人成立国办教师和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父亲还是地道的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父亲凭着自己的能力，考取了全县国办教师第一名，终于圆了自己的“皇粮”梦。父亲，也凭着自己的能力，从普通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实现了到乡镇中心校长的跨越。
然而，父亲走了，在义务教育全面推广的时候；父亲走了，在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家里逐步实现小康的时候；父亲走了，在他的老儿子即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要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他的时候。父亲走了，撇下了他栓塞偏瘫的结发爱妻，撇下了他尚未就业、完婚的老儿子，也撇下了他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钟爱的教育事业。父亲走了，全家人痛哭流涕，全族人痛哭流涕，全村人痛哭流涕，全镇、全县教师痛哭流涕。于是，我开始缅怀父亲，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父亲走的那个深秋。
（一）2002年的暑假
期末考试最后一门功课的结束，预示着2002年暑假的不期而至。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厌倦假期，尤其是长假，遥遥无期的假期，总是阻隔了许许多多相爱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和我的她。然而让我难忘，可以说终生难以忘却那个假期的理由，不是因为难以忍受思念的煎熬，而是深沉的亲情挽留不住父亲逐渐消逝的背影。
哥哥总是费尽心机地想对我隐瞒父亲的病情，随着时间的拉长，还是被我洞穿了其中的破绽。当看到ct的诊断结果清楚地写着“肝癌”两个大字的时候，我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瘫软地钻进沙发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想不到如此简单的两个字，杀伤力竟然如此之大，让平素酷爱文字的我难以理解和体会，伤心欲绝地难以自拔；更想不到，向来身体强壮的父亲，竟然如此脆弱，生命如此脆弱。
很自然地和家人达成了继续向父亲隐瞒病情的共识。我压抑着生命里最本质和最朴素的东西，绽放着笑容在市中心医院陪床。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也是父亲最娇惯疼爱和管理最严格的孩子，在他眼里，我是他的希望、他的影子，只有我在他身边，他才能忘却病痛，坚定治疗的信心。而当父亲熟睡的时候，我才会冲到离病房不远的窗口处，打开窗户，肆无忌惮地吸烟。往往是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进肺腑，然后宛若一声长叹般的吐出，好像只有那样，心里的伤害才能得以倾诉和释放。飘渺的青烟，在皎洁的月光下袅袅上升，模糊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青春稚嫩的脸。
抬眼眺望着老家的方向，此刻，憨厚的兄长也许正在为不知情的半身不遂的母亲洗却心底的挂念。自从，父亲住院以来，母亲总是撑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伫立在村头向着丈夫和儿子归来的方向张望。她的额头一定是紧缩着，向秋高气爽的天空中突然密布的阴云。
父亲爱干净，陪床的日子里，我每日给他洗脚擦身。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打趣的对我说：“这是咱爷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一次亲密接触！才突然想起，我几乎没有从来没有与父亲有过肌肤上的接触。小时候，父亲在镇上教书，每天下班回家，便换下只有上班时才穿的那套中山装，匆忙地赶向田间地头，赶向他心爱地培育了多年的果园，几乎没有抱过我。偶尔遇上下雨阴天，他也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母亲担心他抱不好。长大后，与同学朋友见面时学会了握手，但与父亲见面时却不会，总是我笑着喊一声“爸爸”他笑着点头答应一声，却也没有肌肤上的任何接触。而如今，我与父亲有了肌肤上的亲密接触，不止一次的亲密接触。然而却是在父亲病重之际，弥留之际。倘若这种接触非但不能避免这样一个不得已的理由，我宁愿永远不和父亲有这种接触，哪怕我只会憨厚地笑着叫他一生“父亲”他也只会憨厚的应和一声。
给父亲洗脚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成了父亲的习惯。漫长的假期结束了，重返校园的我却依旧能给父亲洗脚。穿梭于水利专科学校和中心医院之间（我就学的学校与医院只有一路之隔），我愿永远这样地穿梭下去，永远这样地把父亲的脚洗下去。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而我在心里却从未停止过这样的期待和祈祷。
（二）文字独白
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可是却久久没能成行，不是没有感触，而是怕迷离的文字难以深刻完整地表达这种朴素深沉的感情。陪床的日子，恰恰给了我充裕的时间。每当父亲睡熟时，我就摊开纸张，任欲望浓切的表达，写下了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
文章的题目叫父亲，我的偶像。初稿总是过于幼稚，总想试着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呈给父亲，然而我却没有了机会，永远的没有了机会。当面对着肝昏迷沉睡的父亲，我放声地朗诵着，泪水却不能自持地模糊了我的整个脸庞。尽管那文字稚嫩，尽管那文笔也不算流畅，但它却成了伴随父亲走过人生最后历程的我的惟一见证。
那文字犹如我的心一样，在独白，在哭泣。文字独白，我心哭泣。
下午实验课的时候，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心神不宁，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课间十分钟，我匆忙地跑到教学楼下给家里挂了电话。“爸病危，速归”！慌张地打车，不停地催促司机加快速度，最惧怕的事终究还是比预料的早早的来了。
屋子里堆满了人，见我回来后自动地闪出一条可挤身而过的空道。父亲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极力地牵着我的耳朵放在他的嘴边。他想和我说话，可是嘴不停地翕动却丝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不住的点头，示意着我记住了他的话。父亲突然推开我，吃力地抬起头，奋力地指着挂在墙上的输液瓶，做出拔掉的手势，然后又突然倒在枕头上，沉睡不醒。
这是肝昏迷。是父亲此前告诉母亲的。一天，父亲翻看着他书桌案头上的医学辞典，对母亲说：“我的病到最厉害的时候，就要昏迷，叫肝昏迷。那个时候几乎无药可救了，你就可以嘱咐孩子们给我安排后事了”这是父亲接受治疗以来唯一一句“窄心话”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并将不久于人世，但却用最宽心的话来劝慰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事和亲朋，也包括我和我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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