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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于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入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各减十称。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
民诉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诉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荫子孙、及凡有出身者、(谓司吏、译人等。)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十年，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诏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谓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遂不允。三年，以岁歉，诏免二年租税。又诏曰：“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赋税。”六年，以河北、山东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敛殊轻，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二年二月，尚书省奏：“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上曰：“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谨也。小民以为税重，小臣沽民誉，亦多议之。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谓宰臣曰：“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虑小民不能详知，吏缘为奸，仍旧征取，其令所在揭榜谕之。”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以致逋悬者，可止其俸，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于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