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四十三列传二百三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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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十馀年，奏牍多出其手。性不乐为外吏，又格于例不得保升京秩，久之不迁。二十二年，鸿章贺俄皇加冕，因历聘德、法、英、美诸国，式枚充随员。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赞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命总理广西铁路。三十三年，擢邮传部侍郎。

    当是时，政潮激烈，有诏预备立宪，举朝竞言西法，无敢持异议者。于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濒行，疏言：“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采取他国以辅益之，在求其实，不徒震其名。我朝道监百王，科条详备，行政皆守部章，风闻亦许言事，刑赏予夺，曾不自私。有大政事、大兴革，内则集廷臣之议，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隐，博采公论，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上有教诫无约誓，下有遵守无要求。至日久官吏失职，或有奉行之不善，海国开通，又有事例之所无，自可因时损益，并非变法更张。惟人心趣向各异，告以尧、舜、周、孔之孔，则以为不足法；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而日本所模仿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考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上廑宸虑。盖以立宪为新奇可喜，不知吾国所自有。其关于学术者，固贻讥荒陋，以立宪为即可施行，不审东洋之近事。关于政术者，尤有害治安。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循序渐进。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广兴教育，储备人才。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者也。臣前随李鸿章至柏林，略观大概。今承特简，谨当参合中、西同异，归极于皇朝典章，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是臣区区之至原。”

    明年，调礼部侍郎。时新党要求实行立宪，召集国会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適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错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式枚复奏言：“德皇接受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于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于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鲁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恉谓：“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而一国政权落于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因证以普制，逐条驳议。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暨两议院新旧选举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宣统元年六月返国，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国变后，侨居青岛。未几，卒，年六十三，谥文和。

    式枚生而隐宫，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论事謇谔，颇有声公卿间云。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绪九年，成进士，仍留部。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廕所称赏。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斗于市，即擒斩四人，无敢复犯者。调剧保定，甘军毁法国教堂，当路慑于外势，偿五万金，以道署旧址建新堂，侵及府署东偏。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拳匪乱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两宫西幸。联军入保定，教士衔前隙，诬以助拳匪，卒无左验而解。因驰赴行在，授光禄寺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国互市以来，内地许传教，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民、教日龃。官畏事则务抑民，民不能堪，则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祸。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当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终不可得。会变法议起，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别设法律学堂，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补大理寺卿，旋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资政院副总裁，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先后告成，未尝以事繁自解。其所著书，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馀种，都二百馀卷。卒，年七十四。

    论曰：自变法议兴，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百熙管学务，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景崇之主教育，谋沟通新旧；式枚之论宪政，务因时损益。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贤哉，不愧古大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