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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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物种其繁衍的数量总要超过能够存活的数量。

    这就造成了永不停息的生活竞争。于是，在复杂多变的生存条件下，任何生命体，只要它能朝自己有益的方面有所演变，生存的可能就要大一些，这也就是自然选择。

    达尔文物种起源（859）

    实际上，这位远航中国的可怜虫当天晚上却在他下榻的白狮旅馆扮演了东道主的角色。这次宴会是他和欧内斯蒂娜安排的，事先未曾告知特兰特姨妈，为的是让她感到突然和高兴。两位女士即将到他在白狮旅馆的房间里赴宴。一盘上等的鲜虾已端上餐桌，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鲜大马哈鱼也已烧好，旅馆酒窖里的酒全送到了这儿。咱们在波尔蒂尼夫人家首次见过面的医生也被拉了来，以便使出席宴会的人在性别上得到准确的平衡。

    格罗根医生可谓莱姆镇上的名人之一。大家公认，他正象那天晚上吃的从埃克斯河中捞上来的大马哈鱼一样，是婚姻河流中非常值得捕捞的猎物。欧内斯蒂娜拿他来毫不留情地取笑特兰特姨妈，说这位温柔女性的典范真是冷酷无情，竟然拒绝了这样一个可怜和孤独的男子的追求。不过，既然这位可怜的人能够忍受六十多年的孤独日子，那么他追求别人时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

    实际上，格罗根医生决心做个老光棍，就象特兰特姨妈决定做老**一样。他象那些性器官发育不健全的爱尔兰人一样，有奇特的能力。他可以跟女人说说笑笑，打情骂俏，却从来不会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他身材矮小，表情冷漠，象只非洲的茶隼。他很精明，有时很难对付。可是别人合他的胃口时，他又十分随和。他使莱姆镇的社交活动带上了拘谨的色彩，因为当你跟他在一起时，你觉得他随时都在警觉地等待着，一旦你表现出一点愚蠢，他就会扑将上来。可是当他对你抱有好感时，他总是表现出使人兴奋的机智，并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个饱经风霜、精通世事的人的人情味，对你有所帮助。他也有隐忍不言的事情。他从出生就一直是天主教徒，现在改信了英国国教（这一点他象迪斯雷利），否则波尔蒂尼夫人怎能让他到自己家里去？他大概跟那些本世纪三十年代曾当过**者的人不无相似之处。这些人现在改变了信仰，人们才可以与之相处。尽管格罗根医生改信了英国国教，但他身上仍有魔鬼的气味。他肯定是变了，因为他（这一点他不象迪斯雷利）每个礼拜天总是小心翼翼地去教堂作早祷。莱姆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变化是一种假象，因为去教堂是表示自己宗教信仰的主要方面。假如他对宗教信仰随随便便，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他本来是可去清真寺或犹太教堂的。再说，格罗根是位很好的医生，精通医学的最重要领域，对病人的性情也很熟悉。有些病人内心深处想让医生教训一顿。于是他就教训他们一顿。他可以根据病情的需要，要么熟练地治疗，要么巧妙地安慰，要么干脆不理不睬。

    英国在英王亨利八世（49—547）时与罗马天主教断绝关系，宣布英国教会不再受制于罗马教皇，并建立英国国教，即英国圣公会。“魔鬼的气味”指罗马天主教的影响。

    在莱姆镇，他大概是最食不厌精、喜欢美酒的人了。查尔斯在白狮旅馆举行的宴会很合他的胃口，于是他便喧宾夺主，代替那个年轻人当起东道主来。他曾在海德堡学医，后来在伦敦开业，深知世态的炎凉和人生的荒谬，不愧为一位聪明的爱尔兰人。这就是说，假如他对某件事知之甚少或毫无记忆，他随时可以用想象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对于他讲的故事，没有人完全相信，也没人喜欢再听。特兰特姨妈大概象莱姆镇的其他人一样，对那些故事的细节一清二楚，因为医生和她是多年的至交。她肯定觉察到格罗根讲的一个故事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总是矛盾百出。不过她听了只是开心地哈哈大笑有时笑得那么放纵，我担心这笑声倘若被家住山坡上的莱姆镇社会栋梁波尔蒂尼夫人听见，那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一般说来，这样的晚上查尔斯本应该兴高采烈，因为医生在讲故事时没有象以前那么古板，语言的运用和情节的叙述都稍许随便了些。特别是当肥美的大马哈鱼只剩下解剖学上称的残骸，两位先生换上葡萄酒时，医生的话就更多更随便了。对此，欧内斯蒂娜稍感不甚得体，这与她被训练就的典雅社交不太合拍。查尔斯注意到，她有时微露吃惊的神色，而特兰特姨妈却没有这种表情。两位年长的客人十分高兴回到他们各自的青年时代，留恋那更加开通的时尚。这使查尔斯顿生怀古之感。望着医生的调皮眼神和特兰特姨妈的满脸欢笑，他自然想到自己的时代是多么令人厌恶：僵死的繁文缛节；对运输和制造业中机器的崇拜；对社会习俗中出现的更为可怕的“机器”的顶礼膜拜。

    他这些令人钦佩的客观看法可能与他那天下午的行为并无明显的联系。至少查尔斯认为没有什么联系。此时，他的脑海里已不再怀古，而是想到其他方面去了。他对自己的朝三暮四并非毫无觉察。他觉得自己把伍德拉夫小姐的事情看得过分认真，这样他在前进的路上就会跌跌撞撞，而不是高视阔步了。他感到对欧内斯蒂娜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感到苦恼。此时，欧内斯蒂娜不象平时那样活跃，这究竟是因为偏头痛呢，还是因为医生那种爱尔兰式的谈话使人头晕目眩？很难说清楚。不管怎样，这使他象在音乐会上那样，又一次发现她身上有某种浅薄的东西不论是智力还是语言上，她的机敏不过是装腔作势。霍夫曼的故事中有不少灵巧的机器式的姑娘，知识贫乏，感情单调。欧内斯蒂娜表面上娴静可爱，深知事理，但她是否有点象那些姑娘呢？

    霍夫曼（77—822），德国儿童文学家。后人将他的三个短篇编在一起出版，书名霍夫曼的故事（88）。

    然而，查尔斯转念一想，她在三个**面前还不过是个孩子，于是，他伸手在红木餐桌下面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她脸红时还是挺娇艳的呢。

    末了，两位先生个子高高有点象已故康索特王子的查尔斯和身材瘦小的医生将两位女士护送回家。这时是晚上十点半，在伦敦正是社交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分，可在这儿，莱姆镇象往常那样，早已进入梦乡。两位女士带着笑脸关上大门以后，查尔斯和医生发现布罗德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医生用手指按着鼻子，说：“那么您，先生，我想给您开一大杯掺水烈酒，用我这熟练的手配制。”查尔斯有礼貌地犹豫了一下。医生接着说：“这是医生的命令，懂吗？正如一位诗人所说：duleestdesipere。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呷上两口还是挺不错的嘛。”

    拉丁语，意思是：不可抗命不从。

    查尔斯笑了。“如果您保证您的掺水烈酒比您的拉丁语好的话，我就悉听尊命。”

    十分钟后，查尔斯发现自己已被格罗根医生安排在一间叫“小屋”的舒适书房中。书房在二楼，前面成弓形，从这儿可以俯瞰防波堤和防波堤大门之间的小海湾。这位爱尔兰人向他保证，他的书房在夏天特别优美，因为从这儿可以望见去小海湾游泳的仙女们。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医生，他可以命令女病人去做能使他大饱眼福的事情，还有比这更美的吗？在弓形窗槛上，放着一架格里高利时代的铜制小望远镜。格罗根鬼头鬼脑地咂咂嘴，挤挤眼。

    格里高利（572—585），罗马教皇。

    “呃，这是用来观察天文的，没有别的。”

    查尔斯探身窗外，嗅着带有咸味的空气。他看到了右侧远处海滩上游泳更衣车的黑色方形轮廓。海中的仙女们就是从那些更衣车里换好衣服走出来的。但是这天夜里大海所发出的声响只是海潮撞击岸边卵石的哗哗声。从某个更远的地方，隐约传来平静海面上海鸥的尖叫。他的身后是灯光明亮的书房，传来了医生配制“药品”的丁当声。他觉得自己身处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背后温暖明亮的世界，一个是屋外阴冷漆黑的神秘世界。我们都把诗写在纸上，其实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想象着的人。

    掺水烈酒味道极佳。边喝酒边抽“伯马”牌雪茄烟，更使人心旷神怡。两位绅士那会儿仍生活在一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享受知识相通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有共同的语言，有一套通用的规则和固定的含义。而今天的医生，谁懂得古典文学？今天的业余爱好者能够跟专家彼此理解地交谈吗？这两位绅士生活的那个世界，是还没有被专门化这个暴君统治的世界。不过我不希望诸位您马上就可看到，格罗根医生也不希望将进步与幸福混为一谈。

    一时，两个人谁也没吱声。离开了那两位女士，离开了那个宴席，他们高兴地回到了男子世界，回到了更加严肃的世界。查尔斯出于好奇，想了解医生所持的政治观点。为了引向这一话题，他问医生，放在书本之间的那两尊白色雕像是谁。

    医生笑了笑，用拉丁语说：“q是维吉尔的话，大意是：“我们根据自己选择的神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查尔斯也笑了，说：“那一尊是边沁2，对吧？”

    维吉尔（公元前70—前9），古罗马诗人。

    2杰里米边沁（748—832），英国法学家、哲学家。

    “对。另外一尊是用帕罗斯岛大理石雕刻的，是伏尔泰的雕像。”

    “由此看来咱们同一个党。”

    医生反问道：“一个爱尔兰人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查尔斯点点头，承认他别无选择。接着，他主动讲起自己自由党的理由。“在我看来，格拉斯通先生至少认识到我们时代的伦理道德基础是极其腐朽的。”

    “天哪，我是不是跟一位社会主义者坐在一道啦？”

    查尔斯笑起来。“现在还不是。”

    “告诉你，在这个充满谎话的时代，什么人我都可以原谅但就是不能原谅那些毫无信仰的人。”

    “呃，是的。”

    “我年轻时是边沁的信徒，伏尔泰使我离开了罗马天主教，边沁又使我离开了保守党。至于现在那种装点门面的废话扩大选举权，它跟我毫不相干。依我看来，血统、门第一文不值。一个公爵，就算一个国王，他照样可以象普通人一样愚蠢可笑。不过我倒也感谢大自然母亲，我不会再活五十年，对世事可以不管不问了。当一个政府害怕老百姓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怕自己。”他眨了眨眼。“有一次，一位宪章派人物到都柏林去宣传自己的主张，我的一位同胞对他说过一句话，你听说过这件事吗？那个宪章派高喊道：‘弟兄们，人都是一样的，这一个人不是同另一个人一样好么？’那个爱尔兰人高声叫道：‘对呀，演讲的先生，你说的对呀，而且还比他娘的另外一个更好一点呢。’查尔斯听到这儿笑了。可是医生伸出一个手指，严肃地摇动着。“你别笑，史密逊。可是你要注意，那个爱尔兰人是对的，他并不是胡扯。那句‘比他娘的另一个更好些’将会毁掉这个国家。不信咱走着瞧。”

    “可是照您这样说，您的两尊家神也应受到谴责喽？是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祈祷来着？”

    “我并不反对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是我们怎样得到幸福。我们没有‘铁的文明’时不是照样过得挺快活？”（“铁的文明”这儿指铁路。）“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呢。你要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但总不能揠苗助长吧？”

    查尔斯有礼貌地轻声说了句赞同的话。格罗根正好触及到了他伯父觉得同样敏锐的问题。他伯父的政治主张跟格罗根完全不同。许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改革法案”奋斗过的人，在三十年后转而反对改革。他们觉得机会主义和两面派是这个世纪的致命弊端，结果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威胁性的妒嫉和反抗精神。或许由于这位一八一年出生的医生确实有点奥古斯都式的仁爱，他过分地认为，进步要靠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就是对他现有的一切毫不干涉。

    这就使他既接近法西斯式的边沁，而更接近自由主义者伯克。2不过，他那一代人对“新英国”以及一八五年以后长期经济繁荣时期崛起的政治家持怀疑态度，也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年轻人，从查尔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到马修阿诺德那样名闻遐迩的年轻人，都同意他们的看法。不是听说似乎已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迪斯雷利，在临终时居然为犹太死者低声祷告吗？那个徒有其名的演说家格拉斯通，在现代政治史上不也只是个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大师吗？不也是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吗？最高阶层的人物讲话时闪烁其词、不知所云，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呃，看样子应该改个话题了。查尔斯问医生，他是否对古生物学感兴趣。

    奥古斯都（公元前3公元4），古罗马第一位皇帝。

    2艾德芒德伯克（729—797），英国政治家。

    “爽快地说吧，不感兴趣，先生。我还不想破坏刚才那顿晚饭所引起的兴致。我倒喜欢研究现代生物。”他坐在高背椅子上，对查尔斯微笑着。‘我们只有对生者研究得更透彻时，才能去研究死者。”

    查尔斯接受了对方的反驳意见，趁机说道：“前几天我听说当地发生的一件事情，它使我跟您有些同感。”他故意停了一下。“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想您知道的肯定比我多。”说到这里，他感到自己这样转弯抹角，可能反而暴露出自己并非偶然谈及此事，于是急忙说：“听说她名叫伍德拉夫，在波尔蒂尼夫人府上做事。”

    医生用带柄的铁托盘托着玻璃杯，眼睛望着托盘。“噢，对，可怜的‘悲剧人物’。”

    “我说话可能不够谨慎，不过我想问一下，她是您的病人吗？”

    “这个么，我关心波尔蒂尼夫人，因此不允许有人说她的坏话。”

    查尔斯偷着瞥了医生一眼。医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深恨波尔蒂尼夫人的凶光，这肯定不会错。年轻人微微一笑，低下头来。

    格罗根医生伸手捅了捅壁炉。“对外面海滩上的化石，我们知之甚少，而对发生在那姑娘内心的东西就更不了解了。最近，有位聪明的德国医生把忧郁症分成了几种类型。有一种他叫作中性。所谓中性，他指的是先天性的，即生来就有悲伤的脾性。另一种叫作阵发性，即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得忧伤。这一种，我想你懂得，我们大家有时也会患上的。第三种叫作模糊性忧郁。所谓模糊性，意思是那个可怜的医生自己也搞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她是阵发性，是不是？”

    “呃，别急，难道她是第一个被抛弃了的青年女子吗？我告诉您，莱姆镇有十来个这样的姑娘。”

    “都是象她那样被无情地甩掉了吗？”

    “有些姑娘的情况比她还糟呢。可是现在，她们照样快快活活地过日子。”

    “那么您把伍德拉夫小姐划在模糊性一类里？”

    医生沉默了半晌才说：“十个月前，我被请去给她看病您知道，这是我跟您私下说说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毛病：她无缘无故地哭泣；不用问，只要看看她的眼睛就知道患的是忧郁症，一清二楚。我知道她的事情。我了解塔尔博特夫妇。那件事发生时，她在他们家当家庭教师。我想，病因是很清楚的在莫尔伯勒大院住上六个星期，不，六天，就足可以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逼进疯人院。我只对您说，史密逊。我是个不开化的老头子。我盼着那所虔诚的宫殿烧成灰烬，连同它的主人一起烧成灰烬。要是我不在灰烬上跳快步舞就不算人养的！”

    “我想我会跟您一起跳的。”

    “肯定不光是我们。”医生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全镇子的人都会去跳的。不过，咱们还是接着谈那个姑娘吧。我为她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不过，我当时看得出，只有一个办法能治好她的病。”

    “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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