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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回家，经常喝酒。母亲极力反对，但收效甚微。父亲酩酊大醉时，母亲撒手不管。我是家里男孩儿中的老大，于是早早担任起伺候醉酒老爸的任务。这工作常常是在深更半夜进行。看着父亲呜哇乱吐、痛苦不堪的样子，我暗暗叮嘱自己：长大后一定要不抽烟、不喝酒。父亲也是个烟鬼。
可以说，儿时，我就对烟酒产生逆反心理。
有个上年纪的同行，突然患上脑血栓，半身不遂。送北京的医院抢救时，医生问：平时喝酒吗？这位同行大着舌头，含糊不清地说：一天一斤，长达三十年。医生给他算笔账：一年按三百斤算，十年三千斤，三十年三三得九，九千斤，就是四吨半啊。你厉害，佩服。
四吨半同行经常劝我喝酒，我顶住了压力和诱惑。
其实这诱惑很早就如期而至。十六岁时，我到工厂上班。刚参加工作，热情极高，总是超额完成任务。车间主任和师傅请我们几个小年轻下饭馆，居然有酒。我是断然不喝的，光吃肉菜。天天吃大食堂八分钱一份的熬白菜炒葱头，早就淡出鸟来了，见了肉两眼直冒绿光。同宿舍的小吴在城里长大，见过世面，陪主任和师傅喝酒，用小酒盅，嘬的吱吱响。我诧异：小小年纪就敢喝酒，这不是人们说的流氓阿飞吗？不是好人啊。喝着喝着，小吴莫名其妙哭了。先是小声闷儿闷儿，后是大声哇哇，再后来满地打滚。我说坏了师傅，小吴疯了。师傅说什么疯了，这个坏蛋他娘的喝醉了。
流氓阿飞小吴如今是我们这个小城的税务局局长。吴局长整天腆着好肚油肚，肥头大耳，打着官腔，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牛叉多多了。
命运是在偶然中改变的。那一年评选先进工作者，合同工当选可以长半级工资。师傅们都是合同工，在个人利益面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僵持中有人提议选我。而我是正式工，选上也不长工资。我平时傻乎乎的，老实，经常替师傅们加班，谁求到头上也不拒绝，无意中落下个好人缘。提议无人反对，我成了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后来又报到市里，我成了市级劳动模范。恰好此时公安局招录警察，那时候风气正，在市级劳动模范的年轻人中挑选。我正在家中休班，糊里糊涂摇身变为公安民警。造化弄人，不然我现在早就下岗，回家卖切糕去了。阿弥陀佛。
当刑警，骑自行车驮着被褥卷下乡，吃住在农家，我不喝酒；当片警，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我不喝酒；当户籍警，酒场数不胜数，我不喝酒；当治安民警，当政保民警，当外事民警，跟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我不喝酒。我咬紧牙关，我就是不喝酒！
三十岁，我喝酒了。守身如玉三十载，功亏一篑，我终于失节。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如同打开白洋淀的大闸，我的酒一发不可收拾，直泻千里。不光喝现在的，恨不能把前三十年的也找补回来。
凡事总有个开头，我那第一场酒是怎样开始的呢？
大年三十，除夕夜，我值班。都在办公室看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带班副局长说：大过年的，同志们也不能和家人团聚，辛苦了。我白天准备了几瓶酒，杜康醉刘玲，还有几只烧鸡，几个罐头，咱喝点儿，庆祝新年。大伙儿欢呼雀跃，齐声应和。只有我说：俺不会喝酒。副局长立马拉下脸：早就想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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