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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企图较全面地批评鹿鼎记与韦小宝，不论是谁，都是需要担着十二分的风险的。这部作品，早经成为倪匡和众多读者口中的“天下第一好小说”；而韦小宝，倪匡也早一锤定音“虽经不起道德标准的秤衡，但是谁也不能责怪他。谁要责怪他，请先用道德标准秤衡自己。”相信有了这话语，所有的人在面对韦小宝时就都得哑口——自然，对于我也不例外。经过道德标准的秤衡之后，我果然也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开口的权利；而勉强开口的话语也不会具有任何的分量。然而好在我们下面将要讨论要批评的，其实与鹿鼎记其书、与韦小宝其人都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并不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嫌疑。只要壮壮胆子，我还是颇可以说上两句的。
要说“天下第一好小说”鹿鼎记万万谈不上，但它的被喜爱被推崇却也很正常。但倘若具体到韦小宝的身上，它的被喜爱被推崇，甚而至于一身劣行——这里没有说罪行已经是十足的宽容与客气。这个词语当然不会被多数人认同，但我建议将要开口的诸君先好好想想我们的韦爵爷一生的所作所为——的被包庇被视而不见，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往大处来说，它预示着我们民族国民整体道德与价值取向的一个危险的倾斜。
在这一点上，作者金庸显然要比我们的读者和评论者睿智得多。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他其实并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在后记里他就很清楚地说“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他也就一遍遍地告诫着他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不要学韦小宝，韦小宝学不得。金庸对于他所创作的这个一路通吃的韦爵爷，整个地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态度，就如同鲁迅创作的阿q一样，是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去批判的。鲁迅是骂人的行家，谁越喜欢阿q，谁越觉着自己像阿q，谁也就被骂得越厉害；对于韦小宝，同样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正能从金庸那里得到作证。他说过“写作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我想把他（韦小宝）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其实中国人的学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这种事情。”“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侮和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这几句话是解读鹿鼎记其书，乃至评判韦小宝其人的基本标尺与准则。金庸说“我写武侠小说实际是写人性。”如果说金庸早期的创作还有着一定的商业利益因素的驱使，那么1969年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就有理由摆脱这个驱使，而在自己的笔下勇敢表达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政治和国民性的种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鹿鼎记，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全面解读、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理所当然成了它的首要任务。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标尺与准则在解读鹿鼎记其书的时候我们多数都能够很好地遵循与使用，但一旦具体到评判韦小宝其人的问题上，则就形同乌有视而不见了。于是我们有必要回到书中看看我们的韦爵爷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扬州妓院的“市井无赖”到左右逢源的“通吃伯”再到位极人臣的“一等鹿鼎公”这是韦小宝一生所走的路。仅仅这三个地位的比照就不难让人知道他在这路上所使用的手段：溜须拍马造谣撒谎见风使舵等等只是小节问题，可以不谈；但成长为朝廷官员，最要不得的罪行如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等等，他却没有一样没有犯下。这一切，是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所最不能容忍的，但奇怪，我们的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一切统统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削尖了脑袋要成为韦小宝第二。我不知道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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