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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记得是谁的名论了，说人类天性是自私的。既然是名论，我自然便相信了。于是便想，既是如此，那么人类的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便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了。套用叔本华的话，便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世间真正的世袭君主。这结论虽则悲观，却也不无其道理，单看看一次又一次地被所谓“朋友”们利用、背叛和抛弃便可找到佐证。于是便总自觉不自觉地“脱离着群众”而“鄙视着文明人”渐渐地便觉到有一面四围的高墙将自己孤立了起来。抬起头来望着那高墙之外的天空，仿似只有巴掌大，便觉到压抑、窒息，觉到孤寂、烦闷，终于写了篇文字来宣扬自己“朋友不存在而兄弟虚幻”的悲观论调。那结果，自然是得到了“只为自己活着”的嘲弄；虽然那时候还坚决地相信着“知音存在而易求”
但渐渐地，这“知音存在而易求”却也仿似成了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当时的所谓坚信正在一点点地融化和消逝。于是便觉到，所谓知音也不过人类被“朋友”利用、背叛和抛弃之后给自己服下的一剂麻醉药，试图靠了麻醉自己的灵魂来求得一种心理的暂时的宁静与平和。这实在是给了自己的信仰以重重的一击。我想，这一次怕不单说明了自己的生活里如是之缺乏阳光，实在已经陷入不可救药和万劫不复了吧？
二
自然的，上面这样消极的论断是一定要为智者所讥笑的。但我想，既然有着“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世间真正的世袭君主”这样叔本华式的结论，那么，在这“世袭君主”的指令之下，知己自然也就成了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途径和工具。我一向很有些担心这只是我“一朝被蛇咬”之后的成见，是自己的阴暗心理生发出的狭隘的观念。幸而，翻翻往日做的笔记，居然也找到了点相似的意见；在计东文的与周鹿峰书里就有这么一段议论：
“世之称知己者，其最则怜其才，称誉之，援引之；其次则深忌其才而必欲杀之；其最不能堪者，视其人无足轻重，任其人自生自死自贫贱，且老于天地之间，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座荐公孙鞅于惠王，谓王：‘若不能用，必杀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杀臣。’夫天下能杀天下才士之人，即能怜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杀我者，皆我知己也，可感也。”
计氏此论，可谓窥知己之道矣。
公孙鞅也就是后来变法秦国的商鞅。他也是能得知己之道者。他就知道，如果真的有人要杀了自己，那肯定是公叔座而非魏惠王。魏惠王不是他的知己，是不可能杀他的。他确然没有料错，魏惠王并没有放他公孙鞅在眼里，反以为“举国以听公孙鞅”之荐是公叔座“病甚”的征兆。于是公孙鞅能够轻松地“乃遂西入秦”一逞抱负与天下。
与商鞅相比，后世的杨修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幸而碰上了自己的知己，所以白白地丢掉了性命。曹操令修葺园门，即将竣工时前来巡视，提笔题一“活”字于门后扬长而去。他肯定自得于没有人能够明了自己的最高指示，却偏被这位杨德祖先生一眼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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