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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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