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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受命于危难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迎着夕阳的残照，放射出瑰丽的色彩，接着又迅速收敛，渐次暗淡下来。
杨成武走出人民大会堂，脚步庄重又有年轻人的弹力。
在璀璨的开国将星中，他是明光闪烁、引人注目的一颗。光辉来自战功，来自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留下的篇章，也来自他那人生的脚步。
戎马一生，他的脚步始终踏着“年轻”的乐点。十四岁闹暴动，缴了民团的枪；十五岁任闽西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锋芒初露，打人“铜上杭”、“铁赣州”；十六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七岁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赣南打得山岳摆簸，天地失色到十九岁，他已经参加了全部五次反“围剿”战斗，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他的大腿被打穿；第五次反“围剿”子弹又在他腿部钻个洞。然而，他的脚步始终年轻，迎来了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二十岁。
二十岁的杨成武多次挂“先锋印”率“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先头部队，他率红四团连续夜行军，在信丰地区大战一天一夜，将几个师的敌兵傍五岭山脉依信丰河水构筑的碉堡群一一捣毁，把号称“铜墙铁壁”的第一道封锁线几乎全部踏平。接着乘胜冲突，在大庚与乌径之间，将湘粤军阀摆开的“一字长蛇阵”拦腰斩断，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攻占九峰山；激战一天，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二十万重兵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夺道州，逼湘江，开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沿天然屏障湘江构筑一百多个碉堡所组成。不足八万的红军能否突破湘江，甩掉蒋介石的五路“追剿军”确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杨成武率红四团首先在界首打响，将“武器精良”的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军，打得全线崩溃，狼突豕窜，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抢渡湘江夺占了一个个阵地；尔后连夜急进，占领党山，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抗击了何健十六个团的疯狂进攻。血与火的两天，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神哭鬼泣，终于掩护主力渡过湘江，跨越湘桂公路，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是役，红军损失过半。
是役，杨成武腿部第三次被子弹洞穿。
老红军都说：没有湘江战役便不会有遵义会议。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腿部三次负伤，未曾影响杨成武长征。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他又回到红四团，作为全军的先锋，突破乌江天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并在民间留下一个“水马渡乌江”的美好传说。之后，夺娄山关，战桐梓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智取三县，强渡天险金沙江；越冕宁，沿当年石达开的行军路线来到大渡河畔，扎寨于漫山遍野布满太平军荒家的营盘山。
七十年前，石达开为大渡河所阻，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然而，石达开强渡失败，发出“大江横我前，临流局能渡”之悲叹，终于全军覆没，在营盘山留下无数枯骨荒冢。
中国工农红军“起兵以来”不足八年，三万大军比当年石达开的四万大军晚到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更高，浪更险；石达开抵大渡河时，北岸尚无清军；红军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已经陈兵北岸，将红军围得铁桶一般。难怪他敢夸口：“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杨成武受命于危难，再次率红四团任先锋团，猛扑沪定桥；迎暴风骤雨，走峭崖陡壁，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其间翻十几座大山，架几十米木桥，打两场恶仗，夺几道险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徒步作战行军的最高纪录，按时到达沪定桥边。全团不及休息，选出二十二名突击手，装备冲锋枪马刀，攀缘碗口粗的十三根铁索，迎着对岸两个团守敌的炮火弹雨冒死冲击，真如神兵天降。国民党兵何曾见过这样的英雄猛士，便失魂落魄地在桥头城门放起大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照红高峡云空却奈何不了红军勇士。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吼声震天，闯入火海，突上桥头堡，杀入沪定城，打得石破人惊，鬼哭神泣。杨成武亲率一个连紧随二十二名勇士，边打边铺桥板，随后杀入沪定城，歼敌大半，夺占全城，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一条胜利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万里征进，杨成武率领英雄的红四团像剑锋刀尖，第一个涉险翻越雪山，第一个冒死走过草地，长驱北上，直达腊子口。
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山横空出世，一拔千仞；天工神斧将这石岭大山劈出一道深沟，两边绝劈峭立刀裁一般齐；腊子河从沟底汹涌而出，浪花激荡，卷起多少旋涡，自古无人徒涉。啥子口前沿，两壁之间一座木桥，桥东丈把高的悬崖上筑起一组碉堡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再次担当先锋团，正面冒死连续冲击，侧面攀沿九十度壁立的百米陡崖，一时间崖顶上浓烟烈火，钢铁呼啸；峡谷里刀光枪影，血肉横飞，被称为天险的啥子口，转眼间便被红四团攻占，并且一路追杀溃敌，奋余威杀入岷州城。
杨成武就是以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二十岁，开始其二十一岁的战斗生活。他在二十岁时所打的诸多著名战役，都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势下，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这些光辉战绩。
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参加了东征，随后出任红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杨成武所率的独立团。
杨成武指挥的黄土岭战斗，歼灭日本兵近千人，并击毙了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名日军将领。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帝都降半旗致哀”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中国名将杨成武，是年刚满二十五岁。
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对地道战的战术、技术进行研究后，写出军事专著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有力地推动了平原游击战争，堪为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创举。
抗战八年，杨成武始终征战于烽火前线，不曾有一日去后方休息。刚满而立之年，又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张家口战役，保北大捷，正太战役连战连捷；战清风店，克石家庄，西出平绥线，挺进塞外；解放张家口，会师北平，又将红旗插上太原城
当杨成武率领的二十兵团担负起保卫首都北京的重任，被誉为“首都兵团”时，这位年轻的司令员还不满三十五岁。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又起。当抗美援朝战争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之际，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又受命于关键时刻，率十几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运动战打了五次战役，用时近一年；杨成武坚持阵地战，一战就是两年。其间粉碎了美国军队的“特混支队作战”“坦克霹雳战”、“绞杀战”、“细菌战”创造了日歼灭美军的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灿若群星的上将军里，他属最年轻之列。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
十二年时光流逝，杨成武已经五十三岁。使人惊讶的是，他脚步依然年轻、富有弹力，他的脸上见不到丝皱纹，切都与十二年前无异。
其实无需惊讶。据说真正的男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上帝赋予他的黄金年华。若无大的忧郁和煎熬，这十年人不会显太大变化，也最难以貌判定年龄。
哨兵和警卫像钉子钉在岗位上，用军礼向这位总参谋长致意，目送他登上吉姆车；闪烁的目光里，始终诧异难消，疑惑不解。
铁流二万五千里，他能挂先锋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可驰骋疆场？能杀得天开地裂，江山改色？
他不粗犷，不剽悍。文雅得像一介书生。他的身材不适合“魁梧”二字，可用“修短合度，胖瘦匀称”来形容。他有一张近乎秀气的脸孔；肤色白皙，隐隐透出晕红的光泽；前额有棱有角富于石雕的感觉；眉宇疏朗清廓，两眼深邃透彻，总是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温厚和纯朴。他的鼻子线条简捷硬朗，焕发出男性的挺秀，可是嘴唇却鲜嫩得近乎孩童。从侧面看，那双唇相交的线条就充分显示出图案艺术中人所共知的“双弧曲折”；不过，他常有抿紧嘴角的时候，使唇线变成刚直的一道，并且牵动他那圆润的下巴，凝结成坚硬如石的方块。
吉姆车绝尘而去，留给哨兵和警卫的是一番感慨议论：世界就是矛盾，人就是不可貌相啊长安街一掠即过，拐弯丢在身后。
一掠之间，那景况已尽收眼底，再不会忘。虽然天已暮色，涌动的人潮仍然横溢；“蓝色”、“黑色”、“灰色”更多的还是“米黄”和“国防绿”成群结伙，无一例外地佩有红臂章，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公共汽车笨拙地扭动它那长长的身躯，躲闪而进，却无法寻找接近站牌，只好停在路中，被游串的小将们团团围住，争相往上拥挤。广场和马路两边，这里一簇，那里一堆，人们争相探出手臂，抢夺几名男将女将散发的各种“战报”、“小报”和“号外”拿到报纸的人，有的并不马上离开，和二三同伴匆匆扫过那字里行间，议论些什么。忽然，有人神经质地跳起，振臂一呼：“打倒刘邓陶！”
杨成武收回目光，将身仰靠沙发，两腿伸出，松弛一下筋肉。一年来，他像许多老干部一样，精神一直处于紧张、亢奋又疑惑、忧郁之中。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杨成武想驱走它，因为这是刘少奇讲的，刘少奇现在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搞不清；但是驱不走，遇到具体问题，这声音又会顽固地荡漾起来。
他竭力想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只是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他内心不相信批判刘少奇的那些话，更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
他对刘少奇是崇敬的，有感情的。
长征时，他率先头团一路冲杀，同时也担负过保护刘少奇、陈云，保护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康克清、刘群先、廖施光、杨浩珍八位大姐的责任。从贵州到云南一段路，他是从作战部队调出八匹战马，各配一名马夫去照顾八位大姐；在义兴县，缴获了许多饼干、罐头、面包和黄油，他没舍得吃一口，让给少奇、陈云以及八位大姐送去。出生人死一遭杀出来的战友，怎么可能反党？
刘少奇对他是信任的。那是正太战役之后，刘少奇在邢塘找他谈话。他只带一名警卫员赶去，刘少奇远远迎出门来招呼：“辛苦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今大战役告一段落，我请你来谈件事”刘少奇拉了杨成武的手进屋，亲自为杨成武沏茶，一边说：“你坐着，坐着。长征你保护我，照顾我，我给你沏杯茶还不该长征你是英雄，沪定桥是你夺下来的，乌江是你突破的，雪山草地是你首先闯过来的，抗战八年你更打出了威风，晋察冀是模范嘛。现在解放战争，还要奋斗，继续努力。我和总司令给毛主席打电报，建议把杨成武提上来，到华北野战军当政委。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仗打好。”刘少奇点点头，笑道：“嗯，你们聂老总还舍不得放你哩，我说不放也不行，这是全国大局的需要”
进城后，刘少奇又找杨成武谈过话，只有朋友相交才会谈得那么坦诚交心：
“成武啊，咱们以后要多见见面。长征你打得好，还保护了我们，我们是忘不了的。到了华北工委我和总司令建议毛主席把你调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这些你都知道这次我就是想给你谈谈心。军队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一个人干，再英雄再好汉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你是个中学生，最多和我一样。从经济上搞，顶多当个富农；从业务上搞，顶多当个教书匠，当个小学教员。你不可能当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你不可能当这么多司令员。我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都是靠了党的领导，都是离不开共产党啊”刘少奇忘不了杨成武，杨成武怎么能忘记刘少奇？
刘少奇发自肺腑说他离不开共产党，他又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然而，像绝大多数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老革命老红军一样，无论杨成武有什么样的个人想法，决定他态度和行为的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而不会是个人的想法。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历史事实一次次地证明，按毛泽东说的办，就是发展和胜利；不按毛泽东说的办，就会遭受失败和挫折。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的声音，在耳畔高亢地回荡震响。于是，那涌动的人流便不再那么令人厌烦忧虑。倏忽间，一幅近似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杨成武面前，仿佛被人施过魔法一般，竟那么真切清晰：
狭窄的街市也是人潮涌动，有穿长衫的先生，穿短衣的学生，穿汗衫的工人、学徒，穿布褂或赤膊的农民，也有穿旗袍或大襟褂的女人，一队队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红军穿行其间。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有人开路，有人敲锣，几名赤卫队员用木梯抬了一具尸体游行。是军阀郭凤鸣的尸体。
这是闽西的长汀，杨成武读书的城市。老师张赤男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杨成武和几位同学说：“好啊，走！”
在闽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形势下，杨成武就这么简单干脆果决地投身了革命。缴了古城民团的枪，又缴了四都民团的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公审和枪决地主豪绅。成武从一开始就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是，军阀郭凤鸣带主力部队赶来围剿了，他们不得不钻山沟，入密林，搭草寮，吃野菜。多少难眠之夜，大家透过树叶的点点缝缝，仰望星空，听张赤男讲列宁，讲毛泽东和朱德，讲井冈山
晴天一声霹雳，毛泽东率红四军攻克长汀，击毙了军阀郭凤鸣！几乎就从那天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杨成武心中便与希望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张赤男带领他们赶到长汀，并请毛泽东来与他的游击队员们见面。这是杨成武第一次见毛泽东。在十四岁的杨成武眼里，毛泽东的个子好高哟，两眼光亮照人，那只手又粗又大，相比杨成武尚未长成的小手，一握就全攥入手心里去
“小鬼，叫什么名字”
“杨成武。”
“哪个地方人？”
“我是城里的，七中的学生。”
“投笔从戎，好啊，缴过枪没有？”
“缴过民团的枪。”
毛泽东手下用了用力，杨成武几乎被握疼
“好，好。你这个小鬼哟，人不大，很机灵。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
游击队员们跟随毛泽东进照相馆合了一张影。照片虽然在战火中丢失了，但那一幕却永远留在了杨成武记忆中。
比较刘少奇而言，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更早，接触更多，受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更大。他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将领。
记得那次打下赣州城，杨成武忽然接到命令，说毛主席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开会。杨成武忙带着大家赶去毛泽东的住地。
“成武啊，”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听说你们抓了不少的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告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有四个
“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杨成武心里默默自语，发现车已停住。车窗外可以看到怀仁堂的屋檐。警卫参谋打开了车门。杨成武下车后，径直朝怀仁堂走去。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结束时，总理打了招呼，还要跟他和汪东兴再碰碰头，具体落实毛泽东南巡的各项事宜。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嘛。杨成武心里宽松一些。调查研究之后，主席一定会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的。
杨成武独个儿点点头，脚步轻捷有力地走进了怀仁堂。
四随时向总理报告
“准备得怎么”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西大厅里，两眼一眨不眨望着杨成武。他日理万机，忙得不肯说一句多余的话。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随时可以和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长春机要学校毕业的，叫谢静宜。江青同志说他不错。”
“安全方面”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来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还调了四架‘米8’飞短途。地上准备了三列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
细心的周恩来略作沉吟，那是对毛泽东南巡的每个环节作一番过细思考。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是以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无论重庆谈判还是转战陕北，毛泽东走的路，他要先探一探，毛泽东吃的饭，他要先尝一尝，毛泽东要出现的场所他要先检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他都要先试一试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周恩来坚持“事必躬亲”思索着说“十四日晨就可到达。你们十五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骋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简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一枝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考一百分来吸一枝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一九四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更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露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他们去了天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