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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妃、杜妃等”。
四 李 自 成 禅 隐 夹 山 寺
清兵入关以后,李自成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撤出北京,退往西安。第二年二月移兵荆襄,四月初军至武昌,四月二十四日“乃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8】,向湖南方向作战略转移。李自成南撤中,无任何清兵尾追,阿济格“于三月二十六日抵郢,四月至孝感,停留几天后到汉阳”【9】。待清军进入湖广,起义军主力已早撤,故阿济格到处扑空,“独不得自成所在”【10】,就继续沿长江东进追寻,一直抵达九江。这时,起义军主力已经全部沿长江顺利撤往湖南,四、五十万的部队于顺治二年五月间已在岳阳到澧州数百里地段出现。为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以待东山再起,作为明清两方视作“逭诛两朝”的元凶李自成,根据当时的形势,认定不应在抗击清军的同时,又和南明军队作战,把斗争策略作了重大调整,确定了以退为进,“联明抗清”的方针。为了便于联合,缩小目标,李自成“设疑代毙”,以期“缓追脱身”。一方面,采用“李代桃僵”、“金蝉脱壳”之策,让何腾蛟信其已死,“满营聚哭”、“众口同词”,以解除南明君臣疑忌。另一方面,“令妻侄乞降”,在九月前后完成与南明联合,“而己由公安别窜”【11】。因为李自成是假死禅隐,所谓九宫山被程九伯“击毙”之说﹝程九伯说,他杀死的是李延﹞,是南明何腾蛟和清军阿济格邀功的欺世之举,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依据。实际上,清廷、南明、大顺三方面的当事者都未肯定李自成已死。根据《荒书》记载：程九伯所杀者不知其名,事后“行查到县, 程本人也不肯出认……”。《李自成未死通山诠证》作者韩长耕、向祥海对随从阿济格尾追大顺军并参加九江上游之役,特别是曾经进入到兴国的大小将领的传记逐一查检,并无一人在通山追及李自成,更无一人说李自成走死九宫山。何腾蛟也未曾率兵到过九宫山,怎知“歼贼情形？”其实,起义军大部队并没有经过九宫山。后来, 阿济格从武昌这一段所打击的是李自成的两支小部队,即被隔断在鄂东北的长江北岸之白旺部和长江南岸的吴汝义部。特别是,清宫档案中,顺治朝的18年中共有奏本186件,其中涉及李自成死事的6件,说“闯贼”李自成尚未授首,也无一处说李自成走死九宫山。而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说的主要根据,无非是阿济格的《甲申疏报》及南明何腾蛟的《闯贼伏诛疏》、《通山程氏宗谱》、《通山县志》和《甲申弋闯志》。这些史籍是经不起核实和认真分析的。首先, 清摄政王多尔衮曾否定过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在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李自成已死一个半月以后,即顺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多尔衮斥谕阿济格说：“……尔等先称流贼已灭,李自成已死, 贼兵尽皆剿除,故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后又言自成身死是真,战败贼兵凡十三次。则先称贼兵尽歼者,竟属虚语。今又闻自成逃遁,现在江西。此等奏报情形前后互异,以此谕众,已骇听闻,况经告祭天地太庙,岂有如此欺诳之理？尔等虽行诳称,其谁信之！”【12】清朝档案中还有《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载：“英亲王阿济格秉心不纯, 诳报已死……”, 阿济格即因此受到重处,罚银5000两,降至庶民。唐王朱聿键也不承认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据南明《永历实录》称：“圣安皇帝诏天下：有能擒斩李自成者,世爵国公,禄万石,视徐达。”那么奏报斩李自成于九宫山的何腾蛟为什么没有得到此奖励,而只封为“定兴世伯”？诚如《明史》所说,唐王“疑自成死未实”。并且一再追问：“闯势实强,闯伙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又问：“闯逆既死,则宜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13】因此在南明朝廷引起一场波折,宰辅、御史纷起揭破何腾蛟所报仅仅是不可靠的传闻。都御史郭维经上言：“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境内。传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 腾蛟乃知,且经年而后报。遽行大赏,诚非所宜。且自成之或死或生, 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 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14】。而在起义军方面,时“众尚五十余万”【15】,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李自成怎会“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骑掠食山中”【16】呢？这与情理不合。如若被程九伯“击毙”,何至自成死后尸体腐烂,而高氏、李过尚不加寻觅埋葬而候清军来“始验其尸”,以至于“尸朽莫辨”？又如何能让凶手程九伯从容提了首级,在一个半月后才往见清总督佟养和？大顺军为何不追击程九伯？这些迹象表明,李自成没有死。“李自成之败也,由公安走澧,遁迹寺中为僧……”清朝乾隆澧州知州何磷《书李自成传后》认定“和尚顺治初年入寺”,自号奉天玉和尚,“其为李自成无疑”。光绪续修《米脂县志》卷十记载：“其后兵败,自成率数骑,乞食山中,不知所终。有传其夹山为僧者,有僧徒数人,皆猛恶,不类沙门,居常跌坐,不诵经传,后共瘗之,树碣曰‘奉天玉和尚’。盖自成初为奉天王,犹隐寓其意也。尝诵诗云：‘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二语恰肖其人。”李自成在湖南石门夹山灵泉寺曾经写过许多诗,其中一首云：
英雄一代赴飘萍,大块空留百战身。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看经佛不灵。事业尽随流水去,禅房梦醒夹山青。
这首诗歌不仅在陕西米脂、横山、榆林等地有传抄,而且湖南省石门县文化馆在燕子山乡凉井村的一家农民手中也收集到了这首诗歌。清末明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到石门访李自成的梅花百韵诗,得到五首。根据《竹梅》一诗中“时辈安知放鹤翁”这类句子, 章太炎认为,李自成在夹山为僧是真有其事的。并根据常理对《明史》自成死于九宫山提出了“六不可信”,指出“自成之死竟无诚证”。且石门等地还先后发现和发掘出奉天玉和尚墓、野拂和尚墓,获得一些重要文物,对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提供了许多证据。《夹山纪》作者严首升﹝华容东山僧人﹞、湖广孝廉张宗伯等从亲身经历中告知时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特别是澧州知州何磷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决不敢去纠正《明史》的谬误说李自成没有死,出家于夹山。据《支那撰述》木刻残版和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辛末夏月”﹝明朝万历三十四年,即1606﹞为奉天玉和尚“诞期”,他病“殁于甲寅年三月”,即康熙十三年﹝1674﹞,李自成享年68岁。他的“诞期”也与李自成生日相苻,这决不是巧合。同治八年石门申正飏纂修《石门县志》云：“奉天玉墓在夹山大路旁西坡,以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似可确信,旧有紫石牌坊,制造壮丽,为当事者所扑碎,并欲暴尸报官,未果。”可见,当时石门的当政者兴师动众地去挖墓、平闯王疑冢、推倒碑塔牌坊、粉碎金殿的衮龙抱柱,是因为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缘故。如果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这些当政者是不会如此起劲地寻尸报官欲去邀功请赏的。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载有康熙元年、二年间李自成还活着的史实。石门邻县慈利,发现奉天玉亲密弟子野拂和尚墓,也为奉天玉是李自成作了佐证。特别是奉天玉大和尚塔铭和野拂残碑,都明刻“补之为铭”。根据《米脂冯氏族谱》卷七《艺文上》：“《云谭公遗扎》云, “补之”为李过的字,是李自成的大将。米脂人所藏康熙年印行的野拂撰写的《亡明流血史》﹝亦名《血红泪史》﹞记载了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的战斗经历, 书里还写到野拂与俞清恩等人和李自成一起在夹山出家为僧的事迹。湖南《永定县乡土志·天门山寺》条下记：“相传明季有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野拂为闯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康熙《重修夹山灵泉功德碑》记载：野拂于顺治九年入寺, 夹山三年、德山三年、夹山又三年﹝为李自成守孝﹞、洛浦三年。野拂迁居洛浦寺供有奉天玉和尚的木牌位,现存石门文化馆。慈利野拂墓碑云：“老禅师武夫也,生于明,终于清……乘捣海翻江之势,敢逐寇林。枕戈待旦,方期恢复中原；拔剑登坛,定欲扫平环宇。战吴王于桂州,追﹝‘追’应训为‘随’, 见《广韵》﹞李闯于澧水。无如戎马屡乘,莫展风云之路；是以逐鹿不事,竟甘泉石之栖……”所有这些,足以佐证奉天玉大和尚即是当年的奉天倡义大元帅——李自成。史乘所载,李过于顺治七年﹝或六年﹞病死于广西或黔中,显然属于大顺军“金蝉脱壳”之计,只有这样李过才能够比较安全地隐居夹山等地,和李自成的“设疑代毙”一样有效。
米脂人高朗轩《闲谈笔记》和《延绥镇志》、《米脂县志》记载：李自成死后,和他一起出家夹山的高立功“潜回乡里”,回到米脂河西60里万丰里之葫芦蛋村。因为他和李自成从一块当驿卒起,到后来起义、出家夹山,先后50年间一起生活,村里老少经常邀他讲述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以及自成出家夹山的故事, “道自成遗事甚详”,一些读书人把高立功说的故事编成书词说唱,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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