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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回想着即在历史书上的宋金货币史中的一些记载，再结合柳师师所说的月前开始出现的闹钱荒的这一状况，顾同不由的联想到了金章宗末年，因为金朝货币混乱而爆发的那场震动甚至可以说是摧垮大金经济的震荡。
顾同清楚的记得，在海陵王搜刮民间之铜后，金朝始铸铜钱，可是，这犹不能满足因为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于货币的需要。
海陵王之后，金世宗即位，积极筹措铜源，为铸钱作准备。
为此，金世宗下令，收括民间现存铜货，大力实施铜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对于民间允许存留的铜器，朝廷也加以优惠价格收购。
搜刮民间铜器的同时，金朝也开始积极开采铜矿，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但北方铜产稀缺，此举更多出自一种象征意义而实际意义十分有限。
经过十余年的积蓄，金朝开始掌握了相当多数量的铜。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监铸钱，“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大定十九年，年铸钱量为一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监为阜通监，设专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参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见世宗对于铸钱的高度重视。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阳设立利通监。两监岁铸钱达到十四万余贯。不过由于官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铸钱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高达八十余万贯，成本为币值的5。7倍，已经为政府难以承受，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罢阜通、利通二监。
章宗后期，随着对外用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在交钞阻滞和发行银币中途下马的情况下金政府无奈之下又想到增铸铜钱。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章宗的目的是想用财政手段使铸币的名价高于实价，可是非但没有解除危机，反而更加促进通货膨胀。
总的说来，大金在铸造铜钱方面，本朝的铜钱投入市场量远远达不到替代旧钱的程度，“金朝钱币，旧止用铜钱。正隆、大定、泰和间，始铸新钱，余皆宋旧钱”，可见金朝在铸钱量来看，超过辽朝和西夏，但远远不及北宋时期的铸钱量，与同时期的南宋相比也略逊一筹。
因为铜钱不足，金朝统治者只好利用已经在两宋发展起来的交子发展纸质货币。不过不同于两宋先铸造铜钱后发布纸币的惯例，金朝却是别开生面，先印行纸币而后铸造铜钱。“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海陵迁中都，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蔡松年建议下金朝在河南路发行了交钞，“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以铜钱为本位，与辽宋钱并行。交钞与铜钱的比值是一比一。
交钞最初只限于河南一路流通，“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朝政府始终注意控制交钞发行量，使交钞信用非常高。在这种条件下，交钞轻便的优越性日渐突出。最终交钞跨过黄河，流通于大金各路。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合同交钞，即京师与各路，各路与各路之间订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钞的出现，表明金代的纸币有逐渐向全国流通的趋势，此为同时期的南宋会子等纸币无法比拟。
交钞最初发行时，“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是学习宋代交钞分界法而来。分界制度虽然有利于国家控制、调节交钞的流通量和发行量，但又不利于保持纸币的稳定和信用，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于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钞是否继续发行和七年厘革制是否要废除进行讨论。经过讨论后“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纸币从有界期发展到无限期流通，标志交钞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在商品交换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但是，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特别是在连续用兵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取消七年厘革制后，交钞越发越多，导致钱重钞轻，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钞阻滞在陕西开始出现，对此章宗君臣不断讨论此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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