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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度了。哪怕是黄牛,也没法和过去年代那样‘排一次队买几十上百张火车票’。所以黄牛里面有很多底层的人,其实是赚了个辛苦钱。
比如当当地的社会平均时薪是一小时10块钱时,有些无业游民或者低收入者,他们的时间价值比较低贱,不值10块钱一小时,那他们就会选择去帮人排队,然后假设一张火车票要排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到,他们就加价50块转手。
这时候,个人时间不值钱的人依然会亲自排队买票。而工作时薪较高、一小时值30块、50块的相对高收入人群,就会选择不亲自排队、而用每小时10块钱排队费的代价从黄牛手上买票。
按照对方辩手的理论,这种赚辛苦钱的黄牛就该不犯法了,因为他们完全是在尊重市场、出卖自己的辛苦劳力啊——但国家依然认为这种黄牛是犯法的,也认为‘仗着自己用同样多的时间去赚更多的钱然后买人排队’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请问对方辩友又如何解释?
如果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岂不是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对于行政制约导致的稀缺资源,靠‘价高者得’也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平的加剧!”
羊薇薇这番话足足花掉了反方半分多钟的自由辩论时长,把此前省下来的优势时长一股脑儿重新花完了,估计最后反方会提前用尽该阶段的时间。
但是反方的队员们听了,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羊薇薇这番略微冗长的发言也是值得的。
田海茉脑中一阵彻底无解。
这个问题的角度实在太刁钻。
而且关键是她一辈子都没想过“哪怕是简单出卖自己劳力赚辛苦钱的黄牛,为什么也是犯法的”这个问题。
其实,90%的国人,潜意识里都觉得如果只是赚个辛苦钱,帮人代排队,那么黄牛也不该是非法的。
但偏偏羊薇薇却能妙到毫巅地把这个问题引申过来,作为攻击限牌行为“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攻击点。
问题,又引回到了“政治正确”、“意识形态”的高度层面,一个不慎,就有可能落下“暴政的支持者”的陷阱,着实是凶险异常。
其实,从刚才羊薇薇开始发言时,虞美琴的脑海里也就已经开始高速运转,想着对策了。
她大致知道“苦力型黄牛”之所以犯法的原因,但她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知识利用、组织起来,反驳羊薇薇的观点:
“这种黄牛之所以也犯法,从法理上来说,应该是因为国家认为这种‘用时间买时间’的交易是不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国家对于具有行政限制/补贴的福利/保障性资源,采取了‘必须本人花资源排队’才能获取的门槛。
比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是加钱就能买的,那些是保障性的东西。必须是本户‘在本市有户口、且家庭住房环境困难程度达到XX级、持续多少年’才能申购。而假借别的‘确实很困难但连经适房都买不起’的人的‘苦’,去骗购经适房,显然是非法的。
具体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政府希望人民是投入时间来筛选稀缺。即假设买票平均要拍5个小时队伍,一张票假设是100块钱,当地社会平均时薪是10块,那么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其实是150块钱。
但如果一个人时薪是50块钱,他实名制亲自排5个小时队伍买来票,最终的隐性综合成本就是350块钱了,他买票的实际成本比穷人高得多。
政府之所以打击黄牛,为的就是‘不让时间更值钱的人有机会买时间不值钱的人的时间’,逼高时间值钱人的额外购票成本,倒逼这些人不要去抢火车这种保障xìng交通工具,逼得有钱人去坐大巴或者飞机。
可惜,法理依据我是知道,这番话怎么解释呢?要是直接这么说,对我方的观点就太不利了。私家车限牌拍卖就会被扣上‘加剧社会不公平’的帽子啊……”
虞美琴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存量和逻辑是够用了,也比田海茉要高出一筹,但依然没法接住羊薇薇这最后的大杀招。
幸好,天命并不需要虞美琴来接这个招。
“请对方辩友注意:不要偷换概念!春运火车票、贫民廉租房,这些都是社会保障性资源,当然可以谈‘社会公平’问题。但私家车并不是保障xìng交通——城市公交,哪怕紧急状态下,出租车,这些才是保障性公交。私家车本来就是一种主要体现社交性附加值的需求,怎么可以和其他保障性务求类比呢?”
虞美琴和田海茉听到这个声音,就莫名松了口气。
冯见雄开口了,一切都能搞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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