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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这一切所付出的精力和所受到的屈辱呢？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要被这些人当皮球踢多久？当猴儿耍多久？
她语无伦次地说完，我完全傻住了。她哀哀地对我说了声：“打扰了。”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不远处一个黑瘦的男孩。我知道，那就是她的男朋友谢军了。
一周后，针、梭织两厂竟然又分两次解雇了１８０人。这１８０人解雇得更加突然，名单是早就拟定好的，甚至连原先的手续都省略了，只结了工资便将这１８０人打发走了。
这次解雇，连治安队都没有出动。但所有被解雇的人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第一次解雇那１６０名针织厂男工的混乱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１８０人中有谢军的名字，再看到段明兰时，我感到十分惭愧。而她，除了不停地叹气，什么也没有说。
虽然我现在是助理了，但我知道这个职位于我是名不副实的。不但帮不了段明兰，甚至自身难保。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拼命用成绩证明我的勤奋，用一点一滴的善良与宽容来证明我的人品。所以自从来东莞后，我一直认为，少出错最好不出错就可以证明我有能力胜任本职工作，与人为善可以证明我的友好。
可惜事实证明，我错了，并且错得很离谱。无论我如何努力、如何与人为善，办公区的人依然对我刻意疏远了，即便偶有同事和我多说两句话，看到孟姑娘、英姐及珍姐等人，也立刻会讪笑着离开，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虽说孟姑娘对我不象过去那样疏远了，特别是有时高总进车间时，她对我是益发亲热了起来。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但脑子却总也转不过来弯。所以在工作上，我并不开心。
幸好因为非典，很多人转移了视线。人们更多的是担心自己有没有发烧，以及非典会不会大规模爆发。一有发烧或咳嗽的员工，马上会被送去医院，或搬进特定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这种特殊的礼遇连职员也不例外，卫梦不过是轻微的咳嗽，去医院马上被要求照Ｘ光，打针吃药花了不下三百元，回来后还被厂里要求搬到特定宿舍隔离起来。在非典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上级己有文件严禁打工者返乡，回家己不可能。搬家那天，卫梦身后跟着一个勒令她搬宿舍的保安，她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哀伤，刚想直上去帮她，旁边的朱蜜却一把拉住我，小声说：“别去，小心传染上也把你隔离了。”
我怯声说：“她好可怜呢。”
朱蜜也叹了一口气：“这还算好的，要不是政府现在硬性规定非典期间不能解雇人，厂里早就象解雇那批男工那样把她解雇了。”
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卫梦拿着行李，低着头跟在保安身后。那一刻，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
更让人郁闷的人，在发放三月份工资时，我们每人亦被扣除了１６元的植树费。在东莞的各个镇，每年的３月１２号，各厂都会向所有员工收取“义务植树费”。所谓的“义务植树费”，就是每个人先交８元的“购置树苗费”，然后再交８元的“代植费”。镇上想得很周到，知道我们天天加班，便帮我们买好树苗，然后还要雇人为我们“代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