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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旷说：
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
上天为人民立君，
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非常之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那里，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事实上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无论什么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车上，就无法再行使中军统帅的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保障安全和以备万一。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又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2]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3]
晋献公的子孙
长子 申生 母齐姜 —— 被骊姬所迫自杀
次子 重耳 母狐姬 外祖公狐突 晋文公 惠公死后夺怀公位
三子 夷吾 母狐姬妹 晋惠公 奚齐和卓子被杀后即位
四子 奚齐 母骊姬 —— 被里克所杀
五子 卓子 母骊姬妹 —— 被里克所杀
孙 圉 父夷吾 晋怀公 惠公死后即位，后逃亡被杀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对怀公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与私；个人对个人，是君与臣。君臣关系高于公与私，也重于公与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4]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惠公的儿子，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非常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5]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贰，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能够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赐福和保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6]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贰，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两位公子。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大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的是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毕竟有两位国君和一位大夫死在了先生的手上。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又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已经听到君上的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杀里克那年（前650），他的屁股刚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
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那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穆公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惠公又厚颜无耻地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乃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是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居然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即便是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自以为是的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
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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