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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再看竹林七贤。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涛，还有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人生道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不同。如果仔细分析，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七种类型。我们姑且简略地分个类：一型，嵇康：刚肠疾恶，宁折不弯，坚决不与自己讨厌的当局者合作。
二型，阮籍：爱憎分明，内心痛苦，但不想得罪当局，只好与他们假意周旋。
三型，向秀：起初也拒绝与当局合作，但最终敌不过大势，只好放弃反对立场。
四型，刘伶：因为讨厌当局，又不想或不敢公开反抗，于是饮酒装疯，佯狂避世。
五型，阮咸：对现实不满，于是寄情于艺术，想逃避政治，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
六型，山涛：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暂不表态；新的统治者胜利之后，则出而应世，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七型，王戎：对当局好坏不在意，只要自己做一个好官就好。
王戎（234－305年）和山涛差不多，他是七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跟这几个人交往的时候尚未成年，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家所赏识，嵇康死的时候（262年）他才二十八岁。那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基本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还常常跟嵇康商讨哲理，嵇康写《养生论》，他就写《难养生论》，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议论。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不理睬钟会，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所以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待到司马氏接连屠杀政敌，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杀了以后，他感到胆寒了，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马氏，自己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下场，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司马昭还调侃他说：不是听说你要隐居吗，怎么到洛阳来了呢？他只好忽悠说：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多加羡慕。向秀虽然做了小官，其实只是敷衍避祸而已，所以《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容迹”其实跟隐居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前人讲的“大隐隐于朝”。
刘伶跟向秀差不多，也当个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厉害。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叫小兵扛把锄头、挑个酒葫芦，跟小兵说：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估计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发烧，穿衣服不舒服，所以脱得光光的。朋友笑他，他说：我这个人是把天地当屋宇，把房子当衣裤，你干吗不打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没留下什么作品，只有一首诗，还是跟酒有关的。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怕伤了身体，劝他把酒戒了，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得先摆一桌酒席，让我先向上天祈祷，祈祷之后再戒酒。老婆照办了，他的祈祷诗是这样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这首祈祷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看成一个酒鬼，显然是不对的，他喝酒跟阮籍有相同之处，也是借酒浇愁，以醉酒来避世；也跟向秀类似，喝酒就是“容迹”的手段，他是“隐于酒”，以忘掉那个污浊的现实。
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因阮籍的介绍而加入竹林七贤的圈子。他有另外一套逃避现实的方法，那就是醉心于音乐，也可以说是“隐于音乐”。他也做官，也“容迹”于朝，但真正喜欢的却是音乐。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琵琶弹得非常好。有一种琵琶后世称为“阮咸”，据说这种琵琶他弹得非常好，后人就为之取名“阮咸”来纪念他。也有人说，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造，成了一种新乐器，后人名之曰“阮咸”。总之，阮咸也是不满当时现实的人，他逃避现实的方法是逃进艺术，在音乐中忘掉现实。
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可以看作正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反潮流呢，还是随大溜呢？体制外呢，还是体制内呢？搞政治呢，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大概不外乎以上几种吧。中国文人喜欢讲七贤的故事，可能正是因为七贤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几种基本范式。
总之，人生在世，都应该认清自我，坚持自我，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需要受别人的影响，摆来摆去，这就是“宁作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自己”。“宁作我”，或说“做自己”，就是不甘心做你，当然也不甘心做他，而要做我自己。在人群中坚守自我，不羡慕别人，不苟同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作我”。其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简直不知道“自我”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羡慕社会上所谓的“成功者”，随时随地准备改变自己，向“成功者”靠拢。这种人内心缺乏自信，也没有做人的原则，他向“成功者”靠拢并非见贤思齐，而是见钱思齐、见权思齐、见名思齐。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自我”，要的不是“作我”，而是“做别人”。
总之，“作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做人的原则、有超然的气概，才安于“作我”；有主见、有勇气、有自信，才敢于“作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是安于“作我”。他何以这样淡定呢？他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就是自信，这就是超然。正因如此，在刘备三顾之后，他才敢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有安于“作我”的人才敢于“作我”，心中有主心骨，才不会东倒西歪，也无须左顾右盼。
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穷到这样，居然“晏如”。给他一个县长（彭泽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陶渊明的上级，要来彭泽县巡视，陶渊明想，这家伙要人品没人品，要学问没学问，我凭什么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话讲，就是“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挨饿受冻固然难受，如果委屈了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丛生了。他又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出去做官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赚钱糊口，想起来对不起自己的志向抱负。做人的原则不能改变，“平生之志”不能屈从“口腹”，做一个县长，权、钱、名都有了，却没了自我，所以不干。这才是勇于“作我”、安于“作我”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