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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在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文学艺术之外，我想补充指出，魏晋南北朝在科学、技术上也有辉煌的成就。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天文历法学，裴秀、郦道元等人的地理学，华佗、嵇康、陶弘景等人的医术和养生学，葛洪、陶弘景等人的炼丹学（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马钧、杜预、祖冲之等人的机械发明，在当时世界都是占据顶尖地位的。
尤其是哲学思想，我认为魏晋玄学是中国三大哲学高峰之一，另外两座是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抽象思辨色彩的，其中的“有无本末”之辨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引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思维框架。其实魏晋时期科学、文学、艺术上的各种成就，都应该归功于玄学所提供的思想架构和思想方法。章太炎先生曾经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历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往往只看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国家（其实只是中央政权）衰弱的一面，却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其思想开放自由，文学、艺术、科学高度发达的一面，谈到魏晋南北朝几乎都是负面评价，很少正面肯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梦想自己建立的国家是一统天下的，所有土地和人民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梦想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绵延久远，最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他们自然不高兴看到如魏晋南北朝这种国土分裂和政权更替频繁的状况。正统史学家们秉承统治者的意志，自然跟着贬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讲它的坏处，不讲它的好处。但今天已不再是君主专制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所谓国家所谓政权是否强大是否持久，已经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思想的自由、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才是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自然应该与历代的君王统治者和正统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正面评价其人民拥有相对自由，尤其是其思想和学术得到自由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凡事都有两面，有利必有弊。国家统一强大当然好，但是如果这种统一意味着地方完全没有自主权，这种强大意味着中央政权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连人民的思想都控制起来，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那么人的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也就都没有了。一旦人们没有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创造力就受到压制，要发展学术文化就很难了。为什么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而别的时代没有呢？就是因为那时周天子中央政权控制力削弱，各诸侯国有相对的自由，一家的思想在这个诸侯国不受欢迎，还可以到另一个诸侯国去推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例如，苏秦先到秦国，想用“连横”的策略打动秦王，却不被秦王采纳，后来他又跑到别的国家，用“合纵”的策略说服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终于得到赏识，最后佩六国相印。再如，孔子曾经周游列国，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结果各诸侯国都不采纳，他才不得已回去教书，希望自己的思想能流传后世。像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当时比比皆是，正如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诸侯国纷纷励精图治，而各国的君王各有各的喜欢和不喜欢，所以各种学说一窝蜂冒了出来，尽量发挥自己擅长的一面，用它来迎合、说服君主们）”。如果当时中央政权很强大，像汉朝那样用一种思想统一老百姓的脑袋，绝对不会出现苏秦、孔子这样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看，魏晋南北朝和战国时代很相似。我们看《三国演义》，许多谋士在三国之间跑来跑去，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诸葛亮家族三兄弟，诸葛亮在蜀国当宰相，诸葛瑾在吴国当大将军，诸葛诞在魏国做司空，都是顶级大官，但哪个也没有被怀疑里通外国，也没有受过审查。南北朝时期，许多南方的名士在南朝做了官，后来又在北朝做官，比较有名的有庾信、王褒、颜之推等。在那个时代思想方面也不只是儒家一统天下，道家、法家都很有势力，后来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也发展迅速，南朝的梁武帝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总之，那是一个思想很活跃的时代。
所以对魏晋南北朝，我们要全方位地看、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只看到分裂混乱的一面，还应该看到自由活泼的一面。而魏晋南北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方面分裂混乱，一方面又自由活泼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