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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部分清朝官员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相比已大大落后了，深深感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借师助剿”，又使一批握有实权的官僚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了切身体会。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中某些官员开始出面倡导和主持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人们把这个运动称为洋务运动，把主持、参与洋务运动的人称为洋务派。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派官员在中央以奕䜣、文祥、桂良为代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权高势大。
洋务运动从“求强”开始。1861年，曾国藩攻陷安庆后，设立了安庆军械所。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开始筹建江南制造局，后于1867年成立。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此外，各省先后办过10多个机器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点新气象。尽管洋务军事企业无论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生产效率很低，生产成本很高，但是它毕竟引进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生产技术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它把大批人组织起来进行机器生产，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产业工人。
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必须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必须传播西学，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便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萌生和发展。出于对外往来的需要，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其后30年，同文馆译西书近200部。江南制造局于1868年设立翻译学馆，40年里译书199部。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军械所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在曾国藩等的推动下，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先后派遣四批学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艺童”和“艺徒”分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驾驶及制造。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如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翻译《天演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洋务派还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其中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尤为著名。这些学堂传授西方先进技术，讲授西方的史地国情，冲击着科举制度，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哺育出主张变革维新的成批志士。
洋务军事企业的创办促进了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中，财政困难和缺少后勤支援，使洋务派官员认识到，“求强”的同时尚需“求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创办资本主义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等便是在军用工业的推动下相继出现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立的这类企业约有20多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多事情上行下效，洋务派办起一些工业，一些商人也开始投资办工业企业，于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以及商办企业出现了。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约有50多家，资本共500余万元。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是为了建立新式海陆军，这也是其“求强”的要旨，因此编练新式海陆军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政府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使陆军实力得到增强。清政府还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至1894年，已拥有船舰六七十艘，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中，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也出现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恒等人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他们同时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对顽固守旧的落后思想作了较严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中，但是已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的“自强新政”运动，虽然未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毕竟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新的社会力量由此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起步，早期维新思潮随之产生。但是，一方面由于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学习西方长技止于“器物”，另一方面洋务运动遭到清廷中顽固派的阻挠、反对，所办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又依赖外国，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垄断性，因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败性。甲午战争中，洋务派所建的海陆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洋务运动遂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