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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已呈现出一派“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辉煌显赫的第四个黄金时代。
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康熙、乾隆对政权机构的某些坏节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如为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康熙将南书房变成起草、发布诏令之所。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又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设立军机处,收回了他们的军权。剥夺了诸王干政的权力,也就集中权力,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又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把地方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建立保甲制,增强对百姓的控制。对官员加强监督管理,规定对天下文武官员进行定期考察。对京官的考察叫“京察”,对外官的考察叫“大计”。三品以上的官员向皇帝自陈,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都察院长官考核,大学士同察。清廷八旗兵分别驻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镇要地,绿营兵配合驻防,二者穿插交错,形成军事控制网。康熙、雍正两朝还屡次增删律令,雍正五年公布了《大清律》。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许多措施,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为发展社会经济,康乾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还土于民,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据的田地还给原来的种田人,永为世业,又大力奖励垦荒。到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还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征税,以后不再多征。到雍正时,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而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用几千年的人头税。康熙时,又逐步将匠银摊入田赋,废除了匠籍制度,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两次亲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乾隆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对天山北路的统治。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了台湾。1757年,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1792年,又击败了在英国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尔封建主对西藏的侵略。至此,我国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南沙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全国内地除18个省外,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东北的盛京地区,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也都属清廷管辖,纳入版图,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大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赫然屹立在东方大地。
康乾统治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清王朝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在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清建立以来的顶峰。全国人口超过2亿,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北、四川的膏腴地区,一般可达亩产2~3石,某些高产地区,如湖广地区,多则每亩可收获五六石或六七石,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称。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以丝织、棉纺织业最为突出。松江织布、湖州缫丝“衣被天下”,甚至行销到海外许多国家。全国大小城市和集镇也繁荣起来,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松江的织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举世闻名。
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力,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约1万卷,内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篇。它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选派纪昀等160余人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许多子目录,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1796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是年正月初五,乾隆在宁寿宫和皇极殿大摆筵席,举行“千叟宴”,庆祝自己60年来的“文治武功”。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应邀参加,他们欢聚一堂,同饮殿庭,共颂皇恩。85岁高龄的乾隆神采焕发,精神抖擞,亲自到各席祝酒助兴,金杯玉碟、山珍海味。“千叟宴”上,一阵阵传来“太上皇万寿无疆”的齐呼声。这是康乾盛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