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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请客吃饭都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饭局逐渐成为信息沟通的载体。更有人将饭局宴请的社交功能运用得出神入化,使其成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桌。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在请客吃饭的饭桌上,绝大多时候你是吃不好饭的,因为,这时候的吃饭本不是为了吃饭,甚至不在于吃菜。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理由、借口、题目和机会很多。公司开张啦,会议闭幕啦,外宾参观啦,记者采访啦,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都少不了要请吃一顿;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长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吃。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赵家请了王家请,吃了张家吃李家。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了。
在中国,总有一些事,在办公室、会议厅、谈判桌上是讲不成、谈不通的,但是在餐桌上却一谈就通,一办就成。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能够好说好商量。正所谓“筷儿尖尖,碟儿圆圆,酒杯一端,万事俱备”。所以,好些个事情,就非得靠请客吃饭去解决不可。这办法不但百姓小民要用,有时候皇帝也要用。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
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突然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纷纷请求交出兵权。这在历史上,就叫“杯酒释兵权”。一顿饭一杯酒,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这可真是太值了。
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今日的商务宴请聚餐,高管与客户之下馆子种种,被认作是再普遍不过的沟通方法和企业文化。
一般来说,公司高管邀客户吃饭是俯拾皆是的,但请职员吃饭可就是凤毛麟角,一般不到过节不可为。然而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却打破窠臼,每周四晚约请麾下职员吃饭小聚,几成雷打不动的惯例。
陈光甫对本行遴选人才十分慎重。没有能耐吃银行饭的人,一般是不得跨进其门槛的,就连能够“搞掂”其他银行的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也不敢贸然引荐外人入行,惟恐吃个闭门羹,失了面子。陈光甫的请客吃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借机挑选人才。每次聚餐,名单由陈光甫任意圈定,通常只是两桌。素日里职员和总经理很少接触,不免感到拘谨,然而在席间,陈光甫不提银行业务,而是谈天说地,旁征博引,话题广泛,包罗万象,有聊国内外新闻报道的,也有谈中外历史典故的。饭桌上气氛轻松愉快,陈光甫则乘此考察员工是否知识渊博,能否触类旁通,对事物有否独到的解析,从而选择其中能担负重任的员工,日后加以提拔和重用。
就是这种用人为贤的策略,使当时上海银行职工的素质高人一等,待遇也好,员工们也自视甚高,西装革履的人亦颇多。平素惯于穿长衫马褂的旧式银行职员很看不惯,讥讽“上海银行的皮鞋多”。颇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意味。
关于请客吃饭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钱钟书也有类似的言论:“吃饭有时很想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