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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了，这笔支出远远的超过戴言所规定的契税。更加重要的是，有了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你所选择的房产和土地交易对象，是很容易被对方所摆布的。
地方上任何有名望的人，必然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他看上了你的房产、土地，你又不想卖给他，而想卖给别人，对方不给你进行公证，你是压根无法卖出去的！
这就使得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进行土地兼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底层庶民们破产时的遭遇也会由此更加凄惨！
戴言做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然而他却丝毫不在意！在他看来，在陶丘，提供公信力的只能是邑府，只能是法律，这些所谓的地方“名士”、豪族，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而有了具体的房产和地址以后，整个陶丘剩下的编户齐民工作就比较容易了。无非就是按照具体的地址将所有商人、庶民、工匠等以具体的家庭登记起来，并给每一个家庭成员发放简单的身份证。
这其中，登记每家每户的具体信息不是难事，最难的事反而是庶民们的姓名不好确定了。
要知道这时代，许多庶民甚至连姓和氏都没有，就更别说名了。登记的人不得不想了各种办法，一是让他们回忆自己祖先的名望，二是让他们想想自己的家乡，这两项都想不起来的，登记的人就随便让对方自己给自己起姓氏，连姓氏也不会起的，登记者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氏赐给对方了。而对于庶民们的名，登记者之前对于姓氏就已经极不耐烦，后来就直接按照数字来取名了。
由此竟然产生了许多类似“田中一郎”、“中村浩二”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名字。
最后当戴言看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姓名以后，他不由得感叹：“我总算是知道山本五十六这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了！”
说起来，如今陶丘所面临的编户齐民局面，确实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局面极为相似。日本明治维新前，大部分底层百姓和农民都是没有名字的，而在明治维新以后政府规定必须每个人都有名字，农民们匆匆给自己起的姓名，也确实不会有多么好，只能落得个如此局面了。
这两者都是政府需要对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进行精确的管理，而本身社会水平的极度落后所造成的。
对整个陶丘所有有房产，有实际居住地点的人进行了实名登记，完成了编户齐民。戴言随即又将目光瞄准了那些外来的流动人口身上。
戴言很清楚，一个商业城市，其中的流动人口，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将这些流动人口给处理好，就不能够使陶丘真正的有秩序！
对于这一点，戴言已经想好了该如何办。这个时代，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可是有着一个极其成功的例子：秦国！
商鞅进行编户齐民，并且用了强大的连坐之法，到后来连他自己都逃不脱他在秦国所编织的这张巨网，弄到作法自毙的下场，由此可见秦国这种制度的强大！
陶丘和秦国截然不同，陶丘可是纯粹的商业城市，流动的人口往来太过于频繁，如果对流动人口实行像秦国那么严格的法令，那么恐怕整个陶丘的商业必将大受影响。这样一来就有些本末倒置了，戴言是要通过规范陶丘的秩序让陶丘变得愈加繁荣，而不是让整个陶丘变得愈加衰败的！
因此他参考了秦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对所有的酒舍、客栈、旅馆等规定：凡是有外来客商住店，必须登记住店者的国籍、姓名、年龄、面貌等，以供邑府查询。对于可疑人员，必须及时上报。
只是留待一份资料，并举报可疑人员，对于所有的经营者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了这些大致的信息，邑府其实也可以大致的判断进入陶丘的各国流动人口了，如此就可以判断出这部分人口的基本走动趋势，对于流动人口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就不会使得陶丘骤然面临大乱了。
而外来的商人和游士，也不会因为不能完全确认自己的身份而在陶丘露宿街头，陶丘的整个商业环境也不会受到影响了。
如此皆大欢喜的策略，才是治理陶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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