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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以上是《文天祥传》的下半段内容，最后的一句“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可以说是将文天祥的忠义称之为伟人。
……
从这一方面的对比来看，元帝国自身对于文化人士相对较为重视的。所以他们对于文字狱这一点不注重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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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也多文字狱记载，但是相对于宋朝的记载而言，明朝时期的文字狱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很多记载都没有说杀死犯禁者，反而是更多地革去对方的官职：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以上的这些记载大部分出自《明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徐一夔根据后世考证，居然活到建文二年：
后世有一种说法，就是指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
但后世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所以这种说法很明显不靠谱。
而根据《明史》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而言，朱元璋对于文字狱的记录，可信度怎么着都得有不少水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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