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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一致。”主席插言道。我惊异地望着主席：“那为什么一一”
“形势所迫。你先说说看，我们应到什么地方去落脚扎根？”主席有意岔开话题。我便接着说下去：我详细说明了在川西南、川西北也不可能建立新的苏区……只有到陕北去，那里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都适合我们创立新的根据地。同时，那里离抗日前线最近，对我党提出“北上抗日”的政冶主张非常有利。况且，陕北还有我党领导的红军创立的根据地。
“树相，你是说那里有我们红军建立的根据地？情报确实吗？”
“情报完全可靠。那里红军的领导人叫刘志丹。”我慎重地回答。主席仿佛松了一口气。随后，我们还聊了很久，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我才上床睡觉。躺在床上一时怎么也睡不着，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会。吃过早饭后，我向主席及各位领导告别，留下师政治部的三个人去省立三中招兵，我便快马赶往暂一旅驻地。
进入元月中旬后，形势又突然紧张起来。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的停留，估计到中央红军的目的：一是可能向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向东，跟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目前贵州已落入自己手中，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于是，蒋介石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严密封锁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通道、渡口，严防红军北上；命令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和广西白崇喜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一时间，国民党近三十万大军齐向遵义地区压过来了。
我到达暂一旅指挥所，唐副师长、韩旅长等人都在门口迎接；我跟众人打了个招呼，便走进指挥所。“现在敌情怎么样？”我对众人问道。
“形势非常严峻。师长，你来看。”韩旅长指点着桌上的作战地图向我解说：“中央军薛岳的七个师已出贵阳，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三个师经清镇、渡鸭溪河，向新场及遵义推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四个师经扎佐、息烽北进，距遵义只有七十公里。湘军刘建绪的三个师已经推进到乌江东岸，正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六个师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黔军王家烈部两个师则由六广河渡河，正沿打鼓新场向遵义地区进攻。川军潘文华部四个旅已至江津、綦江一线，随时南下。而云南省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与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逐步向东推进。敌人的企图是把我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的黔北地区，逐渐紧缩包围圈，然后聚而歼之。”
“好大的胃口！你们面前的敌人呢？”我问道。
“是黔军蒋在珍部。后面是刘建绪的湘军。”
我思考了一下便对众人说道：“同志们！这次敌人的来势很猛，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估计敌人的进攻时间会在十四日或十五日，部队必须在十四日前结束训练，集中待命。我军可以寻机主动歼敌，以运动防御来阻击或迟滞敌人。这里，我要提醒同志们注意两点：这次的黔军作战会跟以往不一样，他会找我们拼老命的。我们占了他的地盘，又把他赶得东逃西窜，黔军肯定不会甘心，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因此，要告诉战士们不要轻敌。二是要注意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尽量减少部队的伤亡。”交待完这一切，我连夜赶回绥阳。
回到师指挥部已是凌晨一点，这两天又紧张又兴奋，身心特别疲倦，我倒在床上便睡着了。直到上午八时才醒来，足足睡了七个小时。我感觉一切都已恢复，精力特别充沛。走进师部，政委早已等候在此。我将政委拉至里间，高兴地将见主席一事叙说了一遍。
“这么说，你不但没受处分，还官升了一级。”政委听了惊奇地问道。
“那当然罗！我老陈是吉星高照，连你们也跟着沾了光。不过，正式命令还没下来。”我开玩笑说。
“八字还没有一撇，你高兴个啥！”
“你就放心吧！这已是板凳钉钉的事，我的大政委！”说完我高兴地哼起歌来。政委看了无奈地摇摇头。随后，我俩将当前的形势认真研究了一番，决定提前做好各种应变准备。于是，便通知各部队、各单位做好思想动员和所需物资准备，以迎接更残酷的战斗，更艰巨的任务。
元月十四日，王家烈对黔军进行了重新布暑，率先向红军发动了进攻。柏辉章师与何知重师从息烽以北地区直接向守卫遵义南面的红三军团进行攻击。命蒋在珍、尤国才两师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攻击前进。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而就在这一天，z国g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地点是黔军笫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一幢漂亮的小洋楼，名叫柏公馆。在公馆二楼的客厅里，放了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周围摆放着十几扎藤心木把椅子和几只木凳，桌子一侧有张躺椅。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挂在天花板上燃亮眚。正中的墙壁上贴着马克思的肖像。一大盆木炭火燃得正旺，使整个客厅变得暖烘烘的。
晚上七点多钟，与会者陆续到达。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bo古、z恩来、m*、zu德、张闻天（洛甫）和xin云；政治局候补委员w稼祥、liu少奇、邓发和凯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liu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li富春及一些军团主要首长，再加上列席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等共二十余人。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议题几乎没有争议地解决了，根据目前的严重形势，大家都意识到遵义地区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必须迅速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第二个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绝大部分同志对bo古的报告强烈不满，更对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于客观原因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主席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赞许声，zan闻天、w稼祥、朱老总、周副主席等绝大多数同志表态：取消“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拥护和支持m*同志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选举了m*同志为中央*，并在常委分工中是：“以*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说是“帮助者”，其实质已成为真正的“决策者”，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再加之他本来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因此，主席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就此奠定。从此，教条地照搬马列主义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已成为现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m*同志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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