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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到达了离乌江南岸不远的一座小镇一一猴场。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号称贵州北部最大的“四大场”之一（贵州的“场”即为“集市”的意思）。猴场的民团、财主和豪绅都逃跑了，红军的来到并未影响到商场的交易，商贩、居民们几个月前曾见过红六军团从这里经过，知道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因此，市埸仍是一片火爆，到处洋溢着火热、浓烈的节日氛围。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纷纷采购自己喜欢的物品。特别是中央首长的警卫员们，采购了一些好吃的，张罗着较丰盛的年饭，等待着首长们入席。然而，首长们又上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这节骨眼上，bo古和李德又节外生枝：他们听说又有两支敌军追上来了，而挡在前面的乌江又比湘江险峻得多，于是又生恐惧了，主张不过乌江。政治局只好又连夜开会。会议一开始，bo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过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后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笫二条湘江，强渡很可能要失败。主席立即对bo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埸。接着，主席还建议会议再作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并指出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主席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成。随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并作出了七条具体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条实际上是宣告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标志着主席参与军事决策的开始。这一次会议，被中国革命史称为“猴埸会议。”
会议临未，已是1935年元旦。主席连年饭都未吃，长时间徘徊在雪地中，思考着：李德关于“乌江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思考着如何使全军安全渡过乌江……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中央军和湘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周浑元的七个师与刘建绪的三个师已不到一百公里了。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湘江血战的一幕绝不能重演。主席果断定下决心，迅速抢渡乌江。中革军委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了，lin彪、lie荣臻的红一军团和pon德怀、yan尚昆的红三军团都在疾速赶往乌江。还有红军总参谋长liu伯承率军委工兵营也赶去了，开始了抢渡乌江的行动。为确保万无一失，主席当天傍晚特地给我们师发来一封电报，电文详细通告当前的敌情后，命令我师在桂花街、岚关至松洞、一碗水、牛大场一线阻击或迟滞敌军，确保红军主力过江后，再迅速摆脱敌人，视情况或尾随主力过江，或自行觅地渡江，皆由我师自行决定。电文最后还补充了一条：红三十四师今后将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我们接到主席的电报后，心中激动万分。政委深情地对我说：“老陈，你的预见还真灵。主席又能指挥我们作战了。”我也感慨地说：“有了主席的正确指挥，我们的胜利就有保障。”随后，我们按主席的命令将部队开到指定地域隐蔽起来。我并没有将部队分散构筑工事进行正面阵地防御，而是将三个旅相对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对敢于分身冒进的敌人以迅猛地打击，以此来威慑敌人放慢速度，缓步推进，为主力红军和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同时，也可避兔我师陷入与敌人正面硬拚的局面，既可以减少部队伤亡，又能防止被敌粘住的不利情形。另外，我从历史得知：蒋介石这次入黔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对付王家烈，以达到顺利接管贵州之目的；其后才是围歼红军。
一九三五年的笫一天，在距猴埸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家坪，王家烈与黔军各路高级军官正翘首等待追剿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的到来。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香醇的正宗茅台酒正等人品偿。等人确是一件考验人耐心的事，而正当众人等的心烦意乱之时，薛岳的车队终于到了，随同到来的还有国民军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笫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等人。薛岳与王家烈一阵寒暄后，便入席畅饮。待到酒酣面热，两人进入客室密谈，并就有关剿匪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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