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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还得从袁世凯的几位得力助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离开政坛或者退隐说起。知道袁世凯要称帝以后，段祺瑞最先表示反对，他私下里见袁世凯时就告诉老袁：“南方寸步不让者，乃国体问题，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授人以柄，癸丑之役，南方虽败，然势力尚存，且海外亡命，蠢蠢思动，更应有所警惕，不能以称帝而损之”。最终段祺瑞因袁世凯不改变主意而辞职离开，冯国璋和徐世昌也差不多是一个样子。这些老人的离开让袁世凯很是不安，没有老部下的支持他称帝心里面也不会踏实，而且全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反对帝制的呼声，所以，对最后一位老部下王士珍的态度，他就特别的在意。如果王士珍能够对外发表支持帝制的话，那无疑对外界远北洋系统的军队或者文职官员来说，都是一个定心丸，对袁世凯本身而言，何尝不是这样。
另外一个让袁世凯担心的人就是他的准女婿赵天一。赵天一现在不但是数十万远征军的司令官、全国陆军参谋次长，还是山东省将军；原本在赵天一成为远征军司令官一职后，袁世凯想把自己从湖北都督位置上换下来（其实是逼下来）的黎元洪派到山东去做都督，接替赵天一的位置。可惜这个消息还没有等袁世凯安排就被人透露给了外界，结果山东民众联名给总统写信，言自清末宣统到民国三年短短的五年时间，山东省前后就换了八个都督。最长的做了两年不到，最短的才两个多月；把一个富饶的山东省被他们搞的土匪遍地、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会治理地方的都督，山东的民生稍有起色，地方稍有变化，结果又要更换，他们是强烈的不同意。
山东民众不同意更换赵天一，而黎元洪也不愿意去山东；不是他不愿意去，而是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去。无奈之下的袁世凯只能让赵天一继续兼任山东将军一职，但心里面已经有所警惕；特别是整个山东省的报纸，虽然没有发表过反对帝制的文章，但和其它省明显鼓吹帝制，大力宣扬帝制的做法就不一样。去年袁世凯利用赵天一到进京看望未婚妻的机会，几次询问过他对帝制的看法，都被赵天一以军人不干政的借口推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家伙也有小算盘。所以袁世凯在向王士珍抛出“只要支持帝制，就可以对日作战”这么一个诱饵时，顺便把赵天一也搭上；他认为，这个条件下两人会倾向于自己。
十月六日中午，已经乘坐火车南下山东的赵天一，在沧县（今沧州）火车站时车站电报室送上来一份电报，是王士珍给他的，内容是袁世凯上午对王士珍说话的大意，当然最重要的那句“同意对日用兵，来换取对称帝的支持”是少不了的。火车开了以后，在火车上的赵天一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到了原本要下车的德县，他也没有下车，告诉人将飞机开回济南机场，自己继续坐火车南下，在车上想如何答复袁世凯的这个问题。回到济南，照样是晚上，而且还是后半夜，赵天一没有办法去休息，将已经休息的马跃找来，一起商议这件事。
十月六日上午九点钟，也就是赵天一坐火车返回山东的那一天，日本朝鲜驻屯军所辖的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的部队已经到达鸭绿江边，亲自带队的师团长净法寺五郎中将站在鸭绿江边，大声的对自己的部下下令：“加快速度，这一次，我要报山东之战之仇、雪青岛之败之耻”！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净法寺五郎参加过青岛战役，是当时第二师团第二十九旅团的少将旅团长。从青岛东北崂山湾仰口登陆之后，在崂山山区被当时的山东陆军第三、第四两个师给包围，整个旅团最后趁着夜色逃出来的只有六十余人，净法寺五郎就是其中的一个。逃回国后因为战败，被遣送到日本认为是偏远之地的朝鲜服役，用以惩罚。
这一次本来军部是派了第十九师团北上的，结果知道消息的净法寺五郎，亲自找到驻屯军司令官井口省吾中将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伯爵，坚决要求自己带兵北上执行任务。他的此举很受富有侵略精神的寺内正毅喜欢，亲自向军部申请将净法寺五郎从少将升迁为中将，并指挥二十师团代替十九师团北上满洲作战。在日本军方，不管是国内的高层还是各驻屯军高层，都认为此次的满洲之行完全是一次武装游行，中国军队是根本不敢同他们作战的。所以在朝鲜驻屯军内部，也有人暗自嘲笑净法寺五郎此时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军功，以减少上次和中国人作战时失败的耻辱。对此净法寺五郎不屑一顾，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军人形象，报当年之仇。他在鸭绿江边的行为，也很快通过随军记者的报道在第二天出现在各国报纸上。
也就在这一天，十月七日，在济南，远征军司令、参谋次长、山东将军赵天一对外发表声明：有鉴于日本军队不顾中国政府以及远征军的严重警告，悍然派兵进入中国境内，从即日起，远征军将与日本军队进入战争状态，远征军先期十五万将士将同进入东北的日军不死不休，山东地方军队也将配合远征军作战，直止将日本军队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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