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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低等贵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权力高层。统一后,中土进入新时代,政治制度当然要适应统一后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统一和走向繁荣,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阻挡。但统一后掌握权柄的依旧是那些大贵族,他们先要维护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自身利益,先就必须确保中土的和平统一,唯有和平统一的大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豪门世家的展壮大。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利益诉求上却存在着激烈冲突。
简单的道理是,你把大饼做大了,中土总的利益增加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但问题是,你若想把大饼做大,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懒的偷懒,导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严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而这将影响到中土的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影响到中土总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贵族掌控权柄的前提下,改革的总体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饼增加中土总利益和维护增加自身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所以纟统一后的中土政治虽然披上了中央集权的华丽外袍,但本质上还是门阀士族政治,换汤不换药。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让中土的展走上了快车道,而经济的迅展,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在让社会各阶层受益的同时,分配不公也越来越严重,尤其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对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满了怨恨。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中的高等贵族,同样因为历史、文化等不可改变的原因,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远远落后于世代传承的豪门,且因为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导致其展后劲严重不足,有被逐渐赶出权力高层的趋势。于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高等贵族,和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便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由分配不公导致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矛盾,威胁到了中土的和平统一,开始倒逼中土的权力高层不得不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政治之间的对决。从坚定的改革派的立场来说,就是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的特权,削弱和剥夺豪门世家的权力和财富,彻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彻底铲除分裂和战乱的根源。
豪门世家当然要维护自身利益,但迫于现状,也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来,以缓和贵族阶层内部的矛盾,于是,掌控着中土权柄的很多大贵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决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进,改革手段也很激进,不过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土的展繁荣和豪门世家的生存之间寻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其实质还是要维护豪门世家在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的主导权,还是要维护门阀士族政治。
先帝时代,高颍、虞庆则、杨雄和苏威并称“四贵”,还有杨素、崔弘度、裴世矩等众多文臣武将,他们的改革理念与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张改革,都积极推进中土的展和强大,但同时也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让度一部分利益给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另一派则不遗余力地保留豪门世家的特权。
今上时代,虞庆则已经死了,杨素很快也死了,而高颍则被赶出了中枢,杨雄、苏威和裴世矩还在,元寿、杨达、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大贵族因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进入中枢,中枢实力强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
政治改革触及到了豪门世家的底线,贵族内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这个以利益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催了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兴贵族之间的矛盾,豪门和寒门之间的矛盾,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整个社会矛盾在短短数年内激化、爆了。政治改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这一阻力加剧了皇帝和豪门世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央和军队、中央和地方官府之间的矛盾,一场危及到中土统一和国祚稳定的危机正扑面而来。
段文振是坚定的改革派,但这并不代表北海段氏就认同和支持他的改革理念,更不代表整个齐鲁贵族集团都坚定不移地追随他。当政治改革已经严重损害了豪门世家并波及到整个贵族阶层之后,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唯有支持段文振,才能借助段文振的权柄,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现在段文振死了,保护伞不在了,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暴露在对手面前,但对手太多了,这时候他们假若继续顽固坚持激进的改革理念,继续支持皇帝的改革,必将遭到一群对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以,改弦易辙,在改革立场上由“激进”转为“保守”,是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唯一出路。
由此不难推测出,段文振为何姑息义军,为何要纵容义军的展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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