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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在这一年开业的中国大饭店，见证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光景流转。李娜毫不犹豫地递上应聘简历，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大堂服务员。
不远处的写字楼里，骄傲的外企白领们衣着光鲜、来去匆匆——对李娜而言，这就是她向往的体面工作，几乎是她的全部梦想。每次在大堂迎送客人之余，她都很确切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刘强到了上海，基本上每个月与彭福生互寄一封明信片，间或还打听一下何莉莉的情况。而彭福生与何莉莉很少联系——不要说何莉莉，同在北京，彭福生就连李娜也久未谋面。四人青春组合、昔日“帮扶小组”如今各奔东西，命运就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钟，拖拽着人们在各自的轨道上风驰电掣、身不由己。
大学的生活很闲逸——从小学到高三，好不容易熬成考试机器、解题高手，一路拼杀着终于闯过了黑色七月。进到大学校门，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松了口气。
而大学基本又是一种放任的形式，这就注定了很多学生在本应一心深造的光景，却躲在象牙塔里过起了一种慵懒的生活。恋爱、经商、玩乐，学业倒放在了其次。等到毕了业，文凭到手卷铺盖走人。一旦进入社会，要么茫然不知所措，要么抱个“我来了，单位终于有救了”的心态，四处碰壁后再硬着头皮磨棱角。
上了大学，正值发育高峰期，彭福生几乎天天吃不饱。每到中午，经常是打好的饭菜五分钟便已下肚，之后还要再盛一大碗“免费汤”——食堂很体贴，两只硕大的不锈钢桶立在餐厅正中，里面是用酱油和葱花勾兑的清汤，热热的随便自取，运气好的还能捞到蛋花。
晚上熄了灯，水房的开水也过了供应时间，肚子却偏爱在此时隆隆作响，彭福生就用电炉子烧水冲汤喝——那是一种圆形的、带有三个支脚的铁架子，上面有块迷宫般的石棉瓦，曲曲折折的电阻丝盘卧其间。一通电，电阻丝很快就烧得通红。
电炉子上摆个盛水的铝饭盒，彭福生把吃方便面时攒下的调料往里一撒，美其名曰“水饱”。喝过汤，胃里有了滋味，出去撒一大泡尿，就此上床，一觉天亮。
家里不宽裕，供自己上大学已很不易，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况且去年在方冬梅刻意为他准备的18岁烛光party上，彭福生曾当着郝奇、刘强、李娜一干人等，踌躇满志地放下豪言——从今往后，对于一个18岁的男人来说，再依赖父母就是丢人现眼！
他开始算账——学生食堂中饭菜最讲究的当属“回民食堂”，大块的红烧牛肉很地道，当然价格也地道——每份要一元二角的菜票。所以他平素只去普通食堂——那里的肉丸大包子，咬一口满嘴流油，每个只需一两面票加一毛五分钱菜票。如果每顿吃四个，四两面票六毛钱，就能吃个八成饱。上大学住校后，家里每月给他60元生活费，学校每月发17元副食补贴，期中期末考试时还能再得5元伙食补助。这样算下来，吃饭肯定没问题，但也没什么结余。宿舍里大家差不多也都这么个水平。
九十年代初，“全民经商”的热潮同样席卷高校。彭福生决心勤工俭学、早日自立。刚好卢帅来信说南方现在发展很快，希望南北呼应、一起做点小生意。俩人一拍即合，卢帅便托人趸了一百个根雕艺术花架托运到北京，由彭福生负责找销路。
刘强也没闲着，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批往脑门儿上一贴就能显示出体温的塑料测温卡，也交给彭福生去卖。于是课余时间一下子忙碌起来，彭福生翻出比巴掌还要小的一个通讯簿，延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小字，找到每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去推销。到了傍晚，就背上一挎包测温卡，到公交车站去兜售。
很快，能找的熟人都找过了，根雕花架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最终只平价销出去四十多个。测温卡每个月大约能卖四十张，每个赚五毛，每月共赚20元，还没算花掉的电话费——彭福生感觉付出与回报相差太远，与卢帅、刘强一合计，大家都觉得不靠谱，就从长计议、再作打算了。
钱怎么赚？思来想去，彭福生决定还是拾起中学时代的老本行——给报刊投稿。诗歌散文、科普小说、杂文短篇，一段时间后，七七八八果真赚了些稿费，这比兜售商品要轻松得多。
尝到甜头后，他拿着自己的一堆铅字剪报，到学生会谋了一个文学部长兼校报记者的差，于是稿费的收入就更多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不仅每周能到“回民食堂”吃一次红烧牛肉，还能不时给方冬梅汇些零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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