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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
1975年3月的一天，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赶紧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
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小学校的收发室旁边，向收发室的师傅打了一个招呼，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无须说半句客套话，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
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有一些学生向学校的老师反映，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他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他什么也不说，只好把我喊回来，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我回到家，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果然，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
他说：“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只好反复动员他，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说。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晚上，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原来打算是上西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学生专用的）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出西门往西的方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从西昌到cd的距离只有20公里，20公里等于40华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任课老师还说过，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做家访，一旦老师离开家，学生肯定要挨家长的打，
因为怕挨打，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
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据说他的父亲有枪，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他们具体怎么走的，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走哪条路线，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些小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当时在解放军cd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他当时在摩托连当连长，二话没说，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
在这一天，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跑遍了cd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整整奔波了一天，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
当天晚上，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早上七点左右，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正好房门响了。
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顺手打开房门，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突然间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
我马上用两只手分别抓住把他们各自的一只胳膊，赶紧把他们拉进房门，生怕他们又飞了，经过我们短暂地盘问，这两个孩子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另一条消息：楼下篮球场上还有三个。
我赶紧把自行车搬下了楼，放在楼下的单元门口以后，赶紧从篮球场上把那三个男孩子都带回我们家里，随口向我父亲说了一句：“这几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帮我看着他们，要看住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我马上到学校去找老师。”
说罢立刻跑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到人民北路小学。找到了学校的负责人，简单地交换了情况，他们赶紧派人，分头到这几个学生家里通知学生家长，告诉他们：“学生已经都找到了。要他们到学校来接孩子。”
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我父亲已经到楼下的机关食堂买些馒头和稀饭让给这些孩子吃，这些小游击队员可真是饿坏了，四斤粮的馒头不够他们五个人吃，吃完饭以后我和学校的负责人一起，把他们这几个人都带到学校，把他们分别移交给各位家长……
事后经过询问，我大致了解了这些孩子两天来的基本经过：
这五个孩子前天下午还在学校上课，打第一遍铃的时候他们还大大方方地坐在教室里，打第二遍铃的时候这几个小家伙就一起逃出了教室，他们溜出学校大门以后，真的就往西门车站出发，一路上他们经过万担仓粮库、白马寺街、西北桥，到达西门车站，再从西门车站继续沿着向西面的方向，途中经过营门口、茶店子，一直向西沿着公路边步行走到土桥。的确有些走不动了，于是他们站在土桥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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