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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三川口之败，震动了整个京城，给尚未从过年欢乐气氛中走出来的京城，平添了一种沉沉的压抑。参知政事宋庠请仁宗皇帝下诏，加强潼关的防守，宋仁宗同意了这个请求。但宋庠这个建议，却遭到了此时已任知谏院的富弼的反对。富弼质问道：天子守在四夷，今设备潼关，难道潼关以西之地要放弃吗？
平心而论，无论潼关设备与否，宋军三川口之败并没有动摇仁宗皇帝以武力扫平西夏的决心，他现在迫切需要宋军打一场大胜仗，挽回帝国的面子，他不相信帝**队会是如此草包，三川口之败不过是个意外，是前线将领失误造成的后果，而且，损失万把人，对帝国数量庞大的军队来说伤不了元气。因此，当宋仁宗从三川口兵败的惊怒中清醒过来之后，一面立刻对前线兵力重新进行布署，并对前线将领进行调整：调知枢密院夏守斌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陕西都钤辖，一面再次下诏给嘉勒斯赉，让他乘元昊国中空虚之际直捣其根本，如果成功，便由其节制银、夏等地。另一方面，则对三川口战败负有责任的将领进行追究，以严明军纪，准备再战。
但追究责任，只是警示军队的一个方面，想让士兵能够疆场效命，除了严明军纪，更重要的是鼓舞军心士气。因此，宰相张士逊向仁宗皇帝建议：禁军（宋正规军）戍边已经有些日子了，尤其那些家在京城的士兵，朝廷应当关心一下他们家中是否有什么困难，另外要派人到前线，去慰问一下戍边将士。
尽管仁宗皇帝不懂得军事，但边疆征战之际，稳定军心，让将士用命这个重要性，他知道的却决不比前朝任何一个皇帝少。于是，仁宗皇帝特下诏书，拿出内库缗钱十万，分赐京城戍边将士各家。但是，派往前线慰问军队的人选，这件事却让仁宗皇帝颇为踌躇：派去前线的这个人，不能仅仅只肩负到前线慰问士兵的使命，而是还应当具备纵观全局的胆略谋识，还要干练忠诚，在军事方面有所见解。
历史，注定韩琦这位大宋王朝一代名臣，其50年仕途生涯中最峥嵘、最悲壮的一段岁月由此开始。
就在仁宗皇帝挑选赴西北边陲合适人选时，完成四川救灾使命的韩琦于此时回到京城。由于韩琦赈灾期间始终关注西北局势，因此，韩琦在向仁宗皇帝汇报四川情况、谈到西北的战局时，竟“论西师情况甚详”。
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当年韩琦在向仁宗汇报情况时，是不是向帝国天子提出了对西北边陲独具慧眼的见解？反正，大喜过望的宋仁宗竟然不顾韩琦征尘未洗，立刻任命这位年仅30余岁的青年官员为“陕西安抚使”，赶赴西北。宋仁宗对韩琦不无期待地说：“西戎猖獗，官军久不经战阵，因此屡战无功，今日经过这场小小示警（三川口兵败），必定能从中获得宝贵经验。”
在仁宗皇帝心目中，眼前的韩琦的确是赴西北劳师的最佳人选。这位年青官员忠诚果敢，也曾经为西北边事屡次上书，请求朝廷备边，由此可见其远见，而在四川赈灾时，还不忘关注西北局势，此可见其足当大任。
宋仁宗没有看错韩琦，这位帝国未来一代栋梁之臣，以国家利益为重，从接到陕西安抚使任命，到起程赶赴陕西，韩琦在京城仅仅停留了5天。
韩琦，征尘未洗复征尘。
与此同时，仁宗皇帝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帝国反击战做准备，下诏在京畿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淮南路、陕西路征购战马，凡有马不报者，一律严加惩治，同时又在京师至陕西路段增设大批驿站，以便能更加迅速地传递前线军情。又听从富弼建议，暂时改变帝国中书和枢密院分掌军政的制度，以加强中央在军事方面领导，下令凡有关前线事宜，一律由宰相和枢密院共同商议。
宋仁宗康定元年二月（1040年），受命帝国陕西安抚使的韩琦，一路风餐露宿，征尘扑扑到达西北前线的延州。
果然是兵凶战危，韩琦视察边陲，极目所见的，是战争过后的残垣断壁；躲避战乱、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以及残破不堪的城池寨栅、前线宋军匮乏的战争物资储备。而更让韩琦深感不安的，是前线士兵中普遍弥漫着一股沮丧、绝望的情绪，许多将领和下级军官以患病为由，请求罢职他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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