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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薛虎子当年镇守枋头，盗寇闻风丧胆，不敢扰乱市民。今非常时期，请恢复薛虎子戍卫将军的军职。”
“薛虎子何许人也？”对枋头镇将这样的军分区司令，献文帝确实还没听说过。所以询问身边的尚书陆跋。
陆跋自然清楚，薛虎子当年因参与诬告李奕、李敷，文明太后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军分区司令，而今他仍在武装部门口看守大门。听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事和皇太后有牵连，献文帝就犹豫起来。
随行的大太监剧鹏晓得太上皇帝的顾虑，悄悄说：“而今太皇太后身边又有了李冲，也许不会再过问李奕当年的这些人事了。”
献文帝听说之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点头答应了孙诲等人的请求，恢复了薛虎子枋头镇将的官衔。为薛虎子平反后，献文帝又发布诏命，一切赏罚，皆以法律为准绳，“不准口报鲢鱼三百斤”。一人犯罪，如果不是谋反大逆，罪止其身，不牵连家属。此举，修改了刑罚的连坐罪，推动了法制的进步。
为薛虎子平反的讯息先一步传回平城，献文帝原本决定回平城后即着手调查李冲的问题，看能不能抓住把柄，弄一条罪名悄无声息地把他也办了。
心急火燎的献文帝在半路上又耽搁了行程——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刺史拓跋平原要太上皇御驾驻跸途中，调派各地军马与齐州驻军形成“围点打援”的军事部署，消灭造反闹事的暴民——
原来，齐州一个算八字的看相先生刘举是属猴的，自称上应天命，在齐州自称“齐天大圣”（不知其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否参照了这个美名）率众造反，聚集了旗下的徒子徒孙，造反的妖人多达万余。献文帝诏命司空、东郡王陆定国派出部队，与齐州军马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剿杀日宜猖獗的叛匪。
按说，太上皇帝的命令当臣子的应该严格执行才是。没想到陆定国却说：“部队是国家机器，得由太尉统一指挥，没有太尉的调兵虎符，微臣碍难从命！”
这一来，简直是让太上皇帝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使得豪情万丈的拓拔弘犹如掉进了冰窟里。献文帝这才意识到自己虽是太上皇帝，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军权都掌握在太尉冯熙手中。
献文帝不得不以“勤王”的名义，好不容易调动齐州附近的地方武装军队，配合拓跋平原的齐州军，向刘举宣战。
太上皇帝御驾亲征，假“真命天子”遇见了真正的真命天子，受欺骗的民众纷纷倒戈，这才将严重的叛乱平定。经过这么一折腾，献文帝回到平城，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有了平叛妖人刘举的这个教训，献文帝意识到必须掌控军权，唯此为大。但军权历来掌握在冯熙手中，文明太后之所以敢于向两任皇帝叫板，就是因为背后有军队支持，挺得起腰杆。
若平空白地要将冯熙的军权转移到太上皇帝手中，冯熙不会同意不说，文明太后若不高兴了，说不定有好多人要掉脑袋。
献文帝隐忍不发，每天在崇光寺吃斋念佛，跟和尚们讲经说法，在宫中见到为父亲戴绿帽子的李冲也是尊敬有加，处处称呼其为先生。
就这样在处心积虑中刚过了几个月，前方传来柔然部队进攻敦煌的紧急边报，献文帝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当即召开八座大臣会议，准备亲自率领部队，御驾亲征。
这时，拖着病体的尚书陆跋建议说：“敦煌偏远，又介于西、北强寇之间，恐怕不能抵御柔然的进犯，不如内迁到凉州。”
拓跋弘不同意陆跋的建议，直接对太尉冯熙说：“冯卿把调兵的虎符交出来，朕要调动军队，亲征西北，剿灭柔然。”
冯熙明晓得这是太上皇帝假征伐之名，行抢夺军权之实，他受妹妹重托，哪会轻易交出军权，就委婉地说：“敦煌远在万里之遥，太上皇帝刚从东南巡视回京，鞍马劳顿未消，请将息龙体。小小柔然草寇，不劳太上皇帝捉刀。”
给事中韩秀官职太小，不晓得这场争论背后的真正板眼，也赞同冯熙的话，说：“敦煌置郡，为日已久，人习战斗，足以自全，敦煌太守尉多侯带兵有方，虽遇强寇相逼，短期必不致为强寇所灭，太上皇帝大可不必忧虑。”
又是一颗软钉子刺来，弄得拓跋弘再无话可说，只得休会。这次抢夺兵权的计划没有成功，两次的行动方案受阻，给献文帝以巨大的打击。太上皇帝大感头痛，只得再次隐忍，重新寻找机会。
果然，年底，敦煌守将尉多侯一举击破柔然万余兵众，斩获甚丰。消息传到平城，尚书陆跋一兴奋，脑溢血发作，一命乌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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