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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农经济时代，或者说自然经济时代，国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不把人的时间，尤其是农民的时间当钱看——当然，这里特指的是“时间”，而不是“体力”，重劳力毕竟还是会被朝廷当成徭役，被豪绅当成雇工。但是如果刨除体力值的属性，光看一些费时间不费力的活计，就基本上没人把这玩儿当成生产要素算进成本里去了。
对于中国的古人，养猪只要没有支出饲料成本，那就相当于是零成本了。虽然这个零成本有很大的制约，比如五口之家只能养一头猪——因为一家人的排泄物和碾米时候剩下的最硬那层糠皮，甚至部分带着腋芽的秸秆上段，全部搜罗起来，也就只够一口猪最多加一条狗的食量。要是再多的话，那么这些零成本的垃圾饲料便不够吃了，猪这种本该不要钱白养的东西，也就会变成超级不划算的、居然要花钱筹备饲料的劣质家畜了。
只养不要钱的猪，带来了几个后果，第一，就是猪肉几乎没有进入市场，因为每家养殖规模都很小，所以直到宋为止，猪都没有进入屠沽的市场。都是穷人实在没别的肉吃，便捏着鼻子自己操刀宰了，忍着比羊肉臊臭好几倍的重口味吃了。虽然臭，但是对于吃不起肉的人来说，也还是不错的了。至于为什么口味重，看看这个时代的饲料，谁都能明白原因。
第二个后果，就是因为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富人也不吃，所以猪肉的烹饪技巧极为落后，给了萧铣钻空子改良惠民的机会。正如后来历史上发明东坡肉的苏东坡所言，“富家不屑食，贫者不解煮”有钱人不吃；穷人虽然吃，但是没文化，不会总结，烧不好。会稽老酒这种金贵的东西，即使是少量作为去臊味的佐料，也不会有穷人去想到放，别的一些香料就更不会用了。
第三个后果，就是即使有少数猪肉流入流通领域，但是因为规模小，而且卖方也势力薄弱，导致猪肉的“市场指导价”极为低廉。
大隋朝在北方关陇、河东、河北等地，草场尚算茂盛，羊肉相对普及，但是一斤羊肉都至少要换到七八斤粟米。到了南方，羊肉稀缺，即使是春荒时候稻米价格相对高企时，都要超过十斤米才能易一斤羊肉。如果是丰收后的季节，羊肉换到一斗稻米都是有可能的。毕竟相对于农作物来说，动物产品不受季节的限制，价格比较稳定，即使稻米丰收季米价跌了，肉价也是不会跌的。
在江东羊肉价高达十斤米或斗米易一斤肉的情况下，那些少数流入市场的猪肉，却只要平均两三斤米价就可以搞定了，竟然只相当于羊肉的四分之一。
得到这个行情消息的时候，萧铣就展开了一阵抄底——在猪肉的价值没有被正视之前，把本地的猪只大量收购屠宰一批，而且冬季气候寒冷，宰杀后存放得法的话留两个月也不是问题，而且这时代也没发现有腌渍酱渍的技术。搞得好的话，作为劳役民夫的犒赏，相信对士气的激励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而等到钱塘、余杭等周边地区开始传开猪肉的新式烹饪方法之后，相信猪肉的价格就会有一个提升，与羊肉之间的差价倍数也不会这么大。
说句题外话，萧铣自己既然知道这个时代的猪大多数是怎么养出来的，那么即使是与民同乐，也不可能去吃那些猪肉。本着人民好公仆的优良传统，咱萧县尊自然是让几家豪绅挑选了一些只吃谷糠豆粕饲料、喝淘米水长大特供猪，然后才摆出那副与民同乐的样子。在油菜花还没普及、玉米花生还在美洲的年代，华夏大地上要吃点植物油，还真是只有靠大豆油解决了，榨油剩下的豆粕，相对来说比后来宋明两朝还好找一些。
……
祭出了猪肉犒赏的大计，似乎在十一月的后半段，杭州城里里外外这几块大工地上的民夫就更加带劲儿了。
百井坊********往西，几乎每日都可以掘出两三口水质不苦的深水井。相信到了腊月末的时候，至少可以解决城北半座城乃至城外农田的饮水、灌溉所需。毕竟杭州不缺地下水，缺的只是让地下水在抽出来之前的深层滤净而已。民间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没法相信新来的县尊居然短短两个月就把阖县百姓的喝水问题解决了大半。
最西边的西溪河工地那头，主河道深度已经深挖到了一丈二尺，虽然河道宽度从原来的近百丈束窄到了二十丈，不过河道深度却增加了六倍之多，水流也改直湍急了一些，一改原来漫滩沼泽的泥泞模样。上游还往远多挖了十几里路，一直挖通到了余杭县的南苕溪。只是最后引水入西湖那一段受到了阻碍——西湖三面环山，湖西北面有宝石山、栖霞岭和桃源岭等围绕。即使选取最简便的路线引水，也要在栖霞岭和桃源岭之间开凿一个口子才行。
在疏松的沉积地质环境下开挖上百里路，所需要的工程量，也不一定比在坚硬的山区挖那么区区一到两里。如今，就是引入西湖的最后一里地被山岩地质所阻，暂且只能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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