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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绩上看，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其他将领地表现不尽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地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
很快，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
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正在争论。
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星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
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话说得极其难听。他认为，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御倭当于门庭）。此外他还批评了朝鲜，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望风逃窜，弃国于人），去救他们是白费劲儿。
朝廷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个奏疏，说我这里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
末了还附上可接收难民名额——“名数莫过百人”。
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只让带一百人过来，买菜做饭都不够啊！
难民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
事情到此，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一个人发话了：
“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宜速救援）！”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方针——出兵。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
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纪录（之前这一纪录由嘉靖同志保持），但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
因为一个不会管事、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不可能做四十八年皇帝的，四十八天都不行。
事实上，由始至终，他都在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
应该说，这次万历皇帝作出了一个正确地判断：日本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变本加厉，到时更不好收拾。
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贻他日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
受命出击的人，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
祖承训，辽东宁远人，原先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很合适的出征人选。
明朝、朝鲜联军与日军对阵图
看上去很合适，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何问题，只是因为在鸭绿江的那边，有十五万日军，而祖将军，只带去了三千人。
更滑稽的是，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时，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觉得不对劲儿，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
“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
祖承训地回答简单明了：
“当年，我曾以三千骑兵攻破十万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祖承训先生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也还没干过如此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
其次，祖承训实在是自信得有点儿过了头。别说十五万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十五万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砍上十天半个月。
但就此言败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就算和日本人死磕，也还是有一拼。
然而，事情似乎进展得比想象中更顺利。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儿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
平壤城，已在眼前。
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只有几个零散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三千人就此冲入了城内。
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城外迎敌之时，他却表示了反对。
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
当祖承训全军进入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
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蒙了。他原以为，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
参考消息
柳成龙
柳成龙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文臣，作为朝鲜大儒李的学术继承人，更有品行端正、忠孝两全的美誉，他启用了李舜臣等名将，对壬辰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正所谓树大招风，壬辰之战后，由于党派纷争，地位显赫的柳成龙居然被扣上了一顶“通倭伐明”的帽子，后来虽然官复原职，但从此萎靡，洗刷冤情之后便退隐朝堂。
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兵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两千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
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昖基本肯定，自己离渡江避难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
万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未激动。他沉默片刻，叫来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
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宋应昌，字思文，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
和部长石星比起来，副部长宋应昌并不起眼。因为石部长不但个子高（长八尺），长得好（相貌过人），而且经常大发感慨，抒发情怀。而宋应昌每天不是跑来跑去，就是研究地图兵书，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这么一个人，想引人注意也难。
然而，万历却接连两次拒绝了石星的请战，将入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宋应昌，因为他是个明白人，能不能吹和能不能打，那是两码事。
此后事情地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极为英明地决断。
宋应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订进攻计划，调兵遣将。
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应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
参考消息
宋应昌
宋应昌，浙江仁和县（今杭州）人，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相传他方面大耳，紫髯如钢，天生面相奇异，远远看上去跟天神一样，乃是一等一的剑客。为了表彰他援朝抗日的功绩，在宋应昌居住过的孩儿巷，为他建造了一座“经略华夷”牌坊。宋应昌回国之后，称病辞职，隐居在西湖，过着梅妻鹤子的闲适生活。
万历问：为什么？
宋应昌答：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
对那个人，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需要多久？
宋应昌答：至少两个月。
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两个月后，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
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准备好，麻烦你等我两个月，先别打了，我一切齐备后就来收拾你。
对此，宋应昌也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被交给了兵部尚书石星。
然而，石星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
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
在石星看来，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谈判混时间的，应该还是靠谱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
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惟敬。
大混混的看家本领
沈惟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市中无赖也。
所谓市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市井的混混。
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看来，沈惟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
大混混沈惟敬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义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在这里，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
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惟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来？
因为据史料记载，沈惟敬长得很丑（貌寝），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
但接下来，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儿也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
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见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圈，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惟敬。
接下来，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
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的，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
而沈惟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昖恢复信心，容光焕发。
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他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基本上没错）；其次，他很会用兵，深通兵法（基本上胡扯），希望朝鲜国王不要担心，大明的援兵很快就到（确实如此），有七十万人（……）。
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他和平秀吉（即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我真没话说了），双方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每当我觉得人生过于现实时，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惟敬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了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
综合分析此人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儿也有几个日本朋友。
当然，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
但是李昖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惟敬看做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
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惟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
但这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
十几天后，沈惟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吗？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地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性——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干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压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
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干。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日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白刃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
日本人来拍马屁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地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入平壤城外十里范围内！”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水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进水了。
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竖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惟敬。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日，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交。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儿，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日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只是个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根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压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白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枪，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高级领导，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水。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全国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吸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日，却只能用一小时），实行了军屯，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高皇帝远，军官趁机吞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部队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部队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麻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部队，这才能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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