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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张璁的盟友，在朋友倒霉的时候，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的一贯原则——落井下石。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只要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
可慢慢地，他才发现，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实在不简单，此人十分聪明，而且深得皇帝宠信，也无意与他合作，远不如张璁那么容易控制。为了将来打算，最好早点儿解决这个人。
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他是个粗人。
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名声很差，人缘不好，脑袋也不开窍儿，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
夏言自不必说，马上写文章反骂，双方拳脚相加，十分热闹，按照常理，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嘉靖腻烦透了，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老牌亲戚，双方都要皇帝表态，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
不管了，先收拾一个再说！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
嘉靖二十年（1541），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一言不发，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觐见。
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比较安心，因为自己的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嘉靖不由分说，把夏言骂了一顿，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然后才说出骂人的原因——写了错别字。
夏言蒙了，这不是故意找茬儿吗？
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皇帝故意找茬儿，你还敢抽他不成？
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他不肯干休，竟然还回了一句：
“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
你故意闹事，我还就不伺候你了！
当然了，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
“你也不用养病了，致仕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惨了，这下麻烦了。
玩笑开大了，可是话既然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只能硬着头皮走人。
夏言开始满怀忧伤地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先等一等，你可能不用走了。
夏言确实不用走了，因为出事了，而且还是大事。
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
这事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时任左都御史）一个差事，并专门下达了谕令。
可是蹊跷的是，王廷相接到谕令后，四十余天都没有动静，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廷相先生是大文豪，“前七子”之一，还是著名的哲学家，之所以不干活，没准儿是在思考哲学问题。
可是郭勋就有点儿离谱了，王廷相虽然懒，也只能算是怠工，他却胆大包天，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权当是不知道。
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而郭先生明显没有这个觉悟。
于是皇帝发怒了，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立刻下旨严查，王廷相也真算机灵，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
相对而言，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活还是不干，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本来这事不大，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儿上，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可他的那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
必须说明的是，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这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
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何必更劳赐敕。”
结合上下文，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
“这种事情你（指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多余！”
姓郭的，你有种，不废了你就不姓朱！
皇帝终于发怒了，他痛骂了郭勋一顿，并召回了夏言。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欺压大臣百姓，做尽坏事，人缘极差，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纷纷上书大骂，痛打落水狗。
关键时刻，郭勋终于醒悟，立刻虚晃一枪，表示自己压力过大患病休养，希望皇帝恩准。
嘉靖同意了，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官员们见势不妙，也就纷纷缩手倒戈了。
参考消息
一“湿”足成千古恨
明代御史张翰刚上任时，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为了勉励新人，讲了个见闻。昨日乘轿进城时遇雨，有个轿夫穿了双新鞋，从灰厂到长安街时，他害怕弄脏鞋，专拣干净的地方走。进城后，泥泞越来越多，一不留神踩进了泥水里，把一只鞋弄脏了。于是轿夫再也不顾及自己的鞋子，往泥里随便踩。鞋上沾的泥水过多，导致脚底打滑，轿夫居然摔死在了衙门口的台阶上。讲完这个故事，王廷相感慨道：“为人处世之道，和这位轿夫的遭遇一样，一旦失足，你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所顾忌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郭勋成功避过风头，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夏言回来了。
在夏言看来，张璁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是纯粹的社会垃圾。要想平安治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
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两百年，根深叶茂，黑道白道都吃得开，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拿他如何？
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有办法，但是夏言并不普通。
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搬走最后的绊脚石。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时，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并问了他一个问题：
“此事风险甚大，你可愿意？”
回答如下：
“为国除此奸邪小人，在所不惜！”
嘉靖二十年（1531）九月，乙未。
给事中高时上书弹劾：武定侯郭勋，世受皇恩，贪污不法，今查实罪行如下，应予法司严惩！
这是一道极有分量的奏折，全文共列出郭勋罪行十五条，全部查有实据，实在是一颗重量级的炸弹。
嘉靖发火了，他没想到郭勋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壮举”，气急之下将这位亲戚关进了监狱。
事发突然，郭勋十分吃惊，但入狱之后，他却镇定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的身份，皇帝绝不会下杀手，无非是在牢里待两天而已。
他的这个判断非常靠谱，嘉靖只是一时冲动，很快就消了气，还特别下令不准动刑，看样子过两天他就能无罪释放。
然而，郭勋错了，他的人生将在这里走向终点。
不久之后，高时又上了第二封奏折，内容如出一辙，要求严厉惩办郭勋，嘉靖未予理会，退回了奏折。
这个行动隐藏着皇帝的真实意图——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继续纠缠。
然而，夏言的攻势才刚刚开始。
与以往不同，这次司法部门的效率相当高，他们很快就汇报了对此案的预审结果——勋罪当斩。
这下子嘉靖头大了，他本来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怎么会搞得要杀头？
事到如今，必须开门见山了：
“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
首轮试探到此结束，第二轮攻击准备开始。
高时再次上书，内容还是要求严惩，但这一次，嘉靖没有再跟他客气，他下令给予高时降级处分。
得到了处分的高时非但不沮丧，反而十分高兴，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好戏即将登场。
表明立场之后，嘉靖放心地等待着重审的结果，然而就在此时，给事中刘天直突然上书，奏折中弹劾郭勋大罪十二条。这次就不是贪污受贿那么简单了，罪名种类也更为丰富，包括扰乱朝政、图谋不轨等。
就如同预先编排过一样，之前迟迟不动的法司立即作出了重审结论——除杀头外，还额外附送罚没个人财产。
这一招实在太狠了。
嘉靖原本以为自己发话，下面的人自然会听话，可事与愿违，更绝的是，他吃了闷亏，却还没法发脾气，人家有凭有据，按照证据办案，你能说他不对吗？
皇帝陛下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冤大头，让人糊弄得团团转，被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不过没关系，对手虽然狡猾，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的手上，我不发话，谁敢杀郭勋？！
嘉靖这次学聪明了，他收下了法司的奏折，却根本不予理会，同时他多次召见相关大臣，旁敲侧击，要他们放郭勋一条生路。
在他看来，只要他不点头，郭勋就不会死，而多坐两天牢对这位高干子弟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可惜他并不清楚，要杀掉郭勋，并不一定要经过他的认可，在
这个世界上，要解决一个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大臣们却出现了集体弱智症状，毫不理会上级的一片苦心，仍然不停地上奏要求杀掉郭勋。
这倒也罢了，但几个月之后，嘉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至极的消息——郭勋死在了牢里。
这位精力旺盛的仁兄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因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自然死亡。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嘉靖终于彻底愤怒了，这是赤裸裸的司法黑幕！是政治暗杀！
但他仍旧没有办法。
人死了之后，侦办此案的刑部、大理寺官员十分自觉，纷纷上奏折写检讨，在文中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吸取这次的教训，搞好狱内安全检查，防止同类悲剧再次发生，以后一定多加注意云云。
总而言之，责任是有的，疏忽是有的，故意是没有的。
气歪了鼻子的皇帝陛下这次没有费话，他直接下令，对参与办理此案的全部官员予以降职处分，多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夏言又一次大获全胜，他虎口拔牙，把生米做成了熟饭，活人整成了死人，不但杀掉了郭勋，还调戏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儿破绽把柄都没留下。
这次行动的成功，充分表明夏言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本人也就此迈入超一流政治高手的行列。
好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的人都听命于我，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将在我的手中实现。
夏言终于开始得意了，毫无疑问，他有足够的资本，但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
在那座山的顶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存在，永远如此。
自信的抉择
其实对皇帝而言，朝廷中的腥风血雨并没有什么所谓，因为夏言虽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但和自己比起来，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十五岁的时候，他登上了皇位；十七岁时，他用过人的天赋战胜了杨廷和；十八岁时，他杖责百官，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事实证明，他在治国方面也绝对不是一个昏庸之辈。
登上皇位不久后，他就开始打听两个人的下落：
“江彬和钱宁在哪里？”
大臣回报，目前仍关押于狱中，听候陛下处置。
对于这个问题，属下们心知肚明，大凡新君登基，总要搞点儿特赦以示宽容，毕竟用杀人来庆祝开张还是不多见的。
不过，接下来的那句话和他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
“奸佞小人，留着干什么，即刻斩首！”
嘉靖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不仅仅是他的智商，还有他的生活经历。
与娇生惯养，混在大城市的朱厚照不同，朱厚熜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而他这位所谓藩王之子，实际上是比较惨的，因为除了吃穿好点儿外，他是一个基本失去自由的人。
在明代，由于之前有朱老四（朱棣）的光辉榜样和成功经验，历代皇帝都把藩王兄弟视作眼中钉，如藩王不领圣旨擅自入京，就是造反，可以立即派兵讨伐。
所以，朱厚熜不能去北京，也不能四处闲逛，在他的周围，始终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他平日所能接触的人，也不过是些平民百姓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朱厚熜，懂得猜忌和防备，也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所以每当他听到那位荒唐堂兄的事迹时，都不禁摇头叹气：
“若我在朝，必当荡涤奸邪，兴旺盛世！”
现在是时候了。
在明武宗的时代，太监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要说刘瑾、张永这些大腕，一般的管事太监也是财大气粗，他们不但可以管理宫中事务，甚至还有兵权在手（镇守太监），连地方都指挥使也要听这些武装太监的话。
可惜朱厚照不争气，三十岁就没了，上面换了领导，于是梦醒之后，心碎无痕。
嘉靖对太监的身份定位很简单——奴才。在他看来，这帮人就该去洗厕所、扫地，安心干活，还想发财、带兵、操控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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