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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劳好象是刻在他们骨子里，打在他们灵魂深处的烙印一样。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朝代，不是把老百姓逼到易子相食的地步，他们是绝对不会造反，绝对不会起来和官府作对。只要事情还在他们所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他们是绝对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的。李超也仅仅是让他们从半饥饿状态达到勉强吃饱的状态，他们就感激涕泠成这样，恐怕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的人群了。
郑州的工程终于在一个星期后完工了，这比贾鲁预计的时间要短得多，由于使用了现代的施工手法，工程的质量也有所提高。李超的知识和能力，让贾鲁这个工部尚书颇为刮目相看。
下一段的黄河工地，选在了黄陵冈（河南兰考东）河道上。
李超见时机成熟，便悄悄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李超选了四个轻功最好的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石人，在河工准备开工的地段，埋了下去。又在河道的四周暗藏了许多的兵器，以备使用。
石人，是整个黄河计划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李超逐鹿天下的第一步，至于石人出土之后的效果如何，有没有人响应，有多少人响应，李超自己心里也没有多少把握。
陈胜吴广搞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导演的“斩白蛇”等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之前的汇报演出，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好的蛊惑人心的作用。有这些著名的案例在，多少能让李超有点精神寄托。
但熟悉历史的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导演”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导演的自身原因，这些人要么是手握兵权的实权人物，要么是雄霸一方的霸主，有足够的资本来支持自己将这出戏唱下去。二是，当时的朝廷腐败无能，又将百姓逼到死亡边缘，可以说是自己灭亡自己。典型的例子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他们举起大旗的同时，几乎是全天下一起响应。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过人的魅力和声望，只是百姓受不了朝廷的压迫，才揭竿而起的。
李超还是很清楚自己有多少斤两的，他在这个时空要钱没钱，要势力没势力，手上的三百多人，有多少真心实意跟着自己闹革命，有多少跟着混饭吃的现在还不好说。而且，蒙古铁骑岂是大秦所能比拟，虽然在治理百姓方面上，元朝和清朝不遑多让，但被奴役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民还剩下多少血性，还会不会为了自由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这些都是未知之数。
再说，历史上石人事件，只是引起一时的轰动，河工并没有造反，相反，在黄河枯水期的这段时间内，完成了黄河故道的休整。
所以，李超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河工暴动，天下响应，自己利用朝廷四处灭火的空当儿，开发一处根据地，积蓄力量，时机成熟后，再出来逐鹿天下。最不济，就是跑回韩山童，自己老师那里，再过段寄人篱下的日子，等自己羽翼丰满的时候，再图谋大事。
从统计概率学的角度出发，李超在韩山童的庇护下发展势力，远比单枪匹马远赴黄河煽动河工暴动，安全得多。可李超天生爱冒险的个性决定了他绝对不会选择屈居人下的日子，富贵险中求，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大。无论如何，李超都是要试上一试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超发现，和这15万河工一起被派到黄河工地上的两万军队，并不是野战军，而是战斗力和军纪都很差的用以维持城市治安的二类警察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黄河工程的顺利进行。由于修黄河的目的之一是安置流民，所以，这些被安排当河工的难民，也比较安于现状，除了偶尔有喝醉的军官，鞭打河工之外，并没有暴力事件发生。
所以，在工地上几乎闷出鸟来的蒙古军官们，经常以视察黄河沿岸为名，跑到附近森林里打猎或到城镇里喝酒嫖妓，留在工地上的不足万人，扣除保护贾鲁和一干技术人员的保卫人员不算，分布在黄河两岸十几里的人，少之又少，饶是如此，站岗时候开小差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而且，这两万人的部队，只有1000人的骑兵，其他都是步兵，这样的兵力组成，让李超的压力减少不少，至少，对方的机动快速反应部队人数不多，不必担心有什么奇兵突然出现在意想不到的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