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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回到布拉格的第一件事就是求大姑去给她到罗马尼亚驻捷克大使馆办签证。
这时李昌盛已经来了，力劝她不要去罗马尼亚，瓦哈洛娃也不同意，更不用说小郎了。汪虹本是个没主意的人，见大家都反对，也就犹豫了。可郝雨的电话不断打来，说他的集装箱要到了，催她赶快过来。她一横心，硬缠着瓦哈洛娃去了罗马尼亚大使馆。
得到了签证，瓦哈洛娃告诫她：“你的捷克往返签证半年有效，无论如何不要丢了捷克身份，半年头儿上一定要回来，哪怕再去呢。”
汪虹说：“我明白。”
与一脸哀怨满眼泪花的小郎在站台上吻别，汪虹独自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
经过一夜一天的奔驰，列车在深夜抵达布加勒斯特。汪虹随着人流走出破旧不堪的火车站，却不见郝雨来接。车站附近到处是一群一群的酒鬼，衣衫褴褛，东摇西晃。汪虹到处找不到郝雨，急得要哭。正没辙儿呢，听到身后有中国人在焦急地喊：“汪虹！汪虹！”她回头一看，正是郝雨，领着一个中国人在人堆儿里乱跑。汪虹赶紧喊：“郝雨，我在这儿呢！”郝雨听见了，顺着声音一找便看到了汪虹，急忙跑过来，拉着汪虹的手说：“可把我急死了！路上顺利吗？”不等回答，又向汪虹介绍他身边的中国人“这是老张，我的好朋友。”
老张早把手伸了出来，一边握手一边说：“总听郝雨念叨你，说你好家伙一人儿滚大包儿，可能呢！”
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
郝雨住在一套公寓里，离老张的家很近。房间里放了好多鸡毛服，臭气冲天。郝雨说他和老张还有焦和平是好朋友，三个人联合发货。小焦不来了，买了个出租车在北京跑呢。老张是一个公派公司的翻译，公司撤了，老张没走。凭着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当翻译、倒汇、批货啥都干，如鱼得水。
第二天早晨就随郝雨去市场卖鸡毛服，生意还真不错。给汪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罗马尼亚父女，父亲来给女儿买鸡毛服，女儿很漂亮，十二三岁的样子。选了又选，试了好几件，最后选中一件天蓝色的，非常珍惜地包好走了。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汪虹感到很难过伪劣到极点的东西，他们却当做宝贝一样。
汪虹说：“做齐奥塞斯库的子民确实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城市破旧，农村凋敝，人民穷困不堪。就拿首都布加勒斯特来说吧，跟布拉格比就象乡村小镇似的。许多盖了一半儿的楼房扔在那儿，成了野狗的家园。”
不去市场的时候，汪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堆了满屋子的鸡毛服。因为是伪劣产品，除了臭不说，无数鸡翎子都穿透布料露在外面，必须把它一根一根地拔掉。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仅要把钻出来的硬鸡毛拔掉，拔完之后还得使劲拍打，把附在衣服上的鸡毛抖落。你想吧，在臭气冲天的屋子里，鸡毛飞舞，汪虹宛若白毛女一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
罗马尼亚贫困、破败，但罗马尼亚人使汪虹感到亲切、温馨。在她的感觉里，法国人虽然待人热情，但却盲目的妄自尊大，你用英语询问，他却用法语回答。更可气的是没有英文路标，让不懂法语的人一头雾水。我领教过法国人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情绪，那是1994年，我和汪虹从巴黎搭便车去布鲁塞尔，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了许多城市和乡村。汪虹以为已经进入比利时了，便用英语问那开车的先生。他摇头说不，这里仍然是法兰西。汪虹说天哪，怎么离不开法国了？虽知那先生却板起了脸，颇有些不高兴地说：“法兰西就这么让您急着离开吗？”俄罗斯人友好但是粗鲁，一到傍晚，满街都是醉鬼。甚至连“8。19”政变这样的大事，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都是在大醉中进行的。捷克人彬彬有礼，但透着冷漠和蔑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像中国大城市的善良人对待乡下来的民工那样宽容、无奈和怜悯。罗马尼亚人则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是由于两国政府几十年的友好关系，也许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贫穷落后，他们给了中国人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得到的尊敬和关怀。罗马尼亚人似乎对中国很熟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中国日用品，从茶杯到牙具，从自行车到书包。郝雨在这里有几个罗马尼亚朋友，他不懂罗马尼亚语也不懂英语，就靠比划便把友谊稳固地发展起来，这真让汪虹吃惊。就拿曼内斯库来说吧，郝雨和他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就这样结成好友。除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不能不说郝雨的比划是十分到位的。曼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家玻璃店工作，郝雨从国内专门给他带来几把玻璃刀，非常好用，他喜欢极了，视为珍宝一般。曼内斯库的太太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高高大大，既漂亮又端庄。丈夫老实，妻子贤惠，生活虽不富裕，但安静，快乐。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胖嘟嘟的，才九岁，名字叫安德丽亚。他们经常邀请郝雨和汪虹去作客，做一些罗马尼亚家常菜请他们品尝。小安德丽亚的学校里有英语课，汪虹便用英语和她交谈，她非常高兴，还把她们交谈的内容讲给爸爸妈妈听。后来汪虹就用英语和曼内斯库夫妇谈话，安德丽亚做翻译，竟然没有什么障碍，大家都开心死了。汪虹还认识了一位名叫安达的罗马尼亚女人，她离婚了，独自带着七岁的女儿鲁克桑德拉生活。鲁克桑德拉漂亮极了，特别活泼。安达懂英语，在一家公司做秘书。她性格开朗随和，朋友很多，经常在家里开party。几乎每次都邀请汪虹参加，汪虹在这里不光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还学会了一些常用的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人与中国人交往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有着本质的不同：捷克人与中国人交往的直接目的是占便宜；而罗马尼亚人则完全是出于友谊，几乎没有任何功利目的。
老张也经常邀请汪虹和郝雨去吃地道的东北菜，但汪虹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肯去了，郝雨便一个人去大快朵颐。汪虹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老张的家有些恐怖一座古老的house，老张住在光线昏暗的底层，所有的家具都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怪诞的油画：一条巨大的毒蛇缠绕着一个濒死的男人。
汪虹害怕这里的一切。
郝雨的鸡毛服卖得并不好，原因是货到晚了。加上罗马尼亚货币“累”（列依，但念法与“累”极似）跟卢布一样疯狂贬值，算来算去也赚不到钱，郝雨一天到晚阴沉着脸。有时汪虹跟他说话，说几声儿他都没动静，稍微大声儿一喊，又把他吓了一跳。汪虹看他痴痴呆呆的样子，心里也着急，就说你怎么不去找老张商量商量？他有语言，关系多，说不定找个客户一下子全卖出去了。你自己瞎琢磨个啥呀？
他不吱声儿，光抽烟，也不开客厅的灯，就在黑地儿里坐着发呆。烟头明明灭灭，真有点瘆人。
过了几天，郝雨对汪虹说：“这批鸡毛服是砸了，都三月份了，谁还买？可生意还得做，我准备和两个朋友马上飞回去，再发一集装箱凉鞋来，正好赶上春夏之交，准好卖。你哪儿也别去，在这儿等着我。”
汪虹问：“那两个朋友是谁呀？”
郝雨说：“你不认识。”
汪虹又问：“那你有钱吗？货都压着。”
郝雨说：“就是钱不好办，管他呢，回去再说。”
汪虹说：“我还有一千美元，你拿去用吧。”
郝雨笑了，说：“还是老婆疼我，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汪虹说：“谁知道是不是你老婆，你凭良心吧。”
第二天，郝雨去订了机票。是中国航班，直飞北京。
三月五日下午起飞，这一天，布加勒斯特下起了暴雪，五米以外都看不见人。整整下了一天，还没有要停的样子。郝雨上午就冒着雪出去了，说有事要办，嘱咐汪虹为他收拾行装。行李早收拾好了，天也过了中午，还不见他的人影儿。汪虹心里这个急呀，坐卧不宁。就在这时候，他回来了。
汪虹说：“你看几点了？急死人了！”
郝雨说：“没办法，事儿办不完。”拎起箱子就走，对汪虹说：“你就别去机场了，雪这么大。好好在家等着我，一到北京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汪虹点点头，问：“老张也不来送你？”
郝雨说：“谁也不用送。”
走了。
汪虹一个人孤伶伶地呆在房子里，望着窗外的暴风雪，心绪不宁。看看天色已晚，胡乱弄了口吃的，早早睡了。
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汪虹把门反锁了，开不开。她怕得要死，裹着被子蜷缩在床头，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人见开不了，便敲门，小声儿喊：
“汪虹！汪虹！”
汪虹细细分辨，像是郝雨。可郝雨现在在天上呢呀！她战战兢兢跑到门前，问：
“你是谁？”
气得外面就骂：“你脑子进水了！我是郝雨！”
汪虹还不信，说：“别骗人，郝雨已经回国了！”
“回个屁国！雪太大，飞机不飞了！”
这回汪虹信了，赶紧开门，郝雨拎着箱子进了屋，说：“你发神经病呀？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汪虹就笑“谁知道飞机就不飞了？”
郝雨说：“真他妈麻烦，我有急事儿呢。”
汪虹说：“飞机不飞谁也没办法，哪天飞？”
“这个航班取消了，三天以后下一个航班走，误我大事儿了！”郝雨忧心忡忡地说。
第二天中午，一天一夜的暴雪终于停了。正吃饭呢，朋友打来电话，说老张被人杀了。汪虹惊得把汤勺掉地上摔成了三截儿，听郝雨问对方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对方说就是昨天。郝雨撂下电话，心事重重地坐在餐桌前不吃也不喝。
汪虹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太可怕了！”
郝雨说：“在国外玩儿倒汇，迟早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成天腰里掖着几万美子，手里拎着一大袋子‘累’，不出事才怪！”
汪虹点点头，老张确实是这样，仗着有语言，人头儿熟，什么事儿都不吝。罗马尼亚‘累’不值钱，他常常左右两手一手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都是‘累’，下了巴士进地铁，满世界疯跑。
饭是吃不下去了，郝雨说：“走，咱们到老张家门口转转。”
汪虹说：“我不去，闹不好那凶手还在那儿藏着呢，来一个杀一个。”
郝雨说：“别发神经，赶紧麻溜儿着走。”
到了老张门口，看不出一点这里曾经发生凶杀的迹象，依然如平时一样静谧。汪虹挽着郝雨的胳膊转过房角，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汪虹以为必是凶手无疑，几乎瘫倒在郝雨身上。郝雨半拖半抱着汪虹来到巴士站，那位先生还在关切地注视着这位突然发病的女同胞。
郝雨如期飞走了，汪虹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深夜，电话铃突然响起，汪虹拿起电话，是一个遥远的声音，一听便知道是国内长途。对方先问这里是不是郝雨先生的家？
汪虹说：“是。”
对方说：“我是老张的儿子，我爸爸到底出什么事儿啦？”
汪虹心咚咚地跳，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老张的儿子说：“我爸爸说和你们是好朋友，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汪虹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
老张的儿子说：“你们肯定知道，我马上去罗马尼亚找你们！”
刚迷糊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老张的弟弟，非让汪虹把他哥哥的死因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就要来罗马尼亚算账。
刚把这个电话放下，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老张的国内单位，询问他们的张同志出了什么事情。
心惊肉跳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汪虹正发愣呢，忽然有人敲门。汪虹吓得不敢吱声儿，连大气儿也不出，想让敲门那人以为家里没人。可那敲门人顽强得很，也不急，也不火，只是敲，没完没了。敲了一会儿，见屋里总没动静，那人就说话了，一口洋味儿的中国话：
“我们是罗马尼亚警察，请您开门。”
汪虹仍然不开。
他们又到邻居家往这里打电话，汪虹也不接。外面的人没辙儿了，又说：
“我们知道你在屋里，我们已经监视你三天了，你如果还不开门的话，我们就要砸门了。”
听说要砸门，汪虹只好应声儿了，她战战兢兢地问：“怎么能证明你们是警察？”
外面的人说：“你低下头，从钥匙孔往外看。”
汪虹低头从钥匙孔往外一看，果然看见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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