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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雅却不屑的说道：“重庆，将来至少二十年内都是支撑四川的根据地，用于遮护江南的上游，关乎社稷的安危，对于这样的工程，就要抱着把钱不当钱，把人不当人的宗旨来做，做到万事尽力，做到万无一失，做到尽善尽美，相信都统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郑云鸣也懂得，现在不是计较花费、爱惜民力的时候，重庆的得失，关乎四川的得失，四川存亡，关乎到整个宋国的安危。这正是全力投入的时刻，今日花费的每一文钱，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将来必然能得到百倍的回报。
他害怕的是，此刻聚集在重庆的川中官员和将领们不会懂得这一点。
此刻会集在重庆的，绝不止王夔、秦忠孝、郑云鸣三支人马而已，事实上，正在白水江聚集的前都统贺靖的残部、顺庆府少量曹友闻的余部，被害的成都知府陈隆之的残部，郑云鸣在得到王夔的汇报之后，就派人火速携带蜡丸书前往召集，这个时候都派出了将领前来等待命令。加上从北方撤退下来的和彦威部队，以及从播州赶来的杨氏军队，和从思州赶来的田氏的军队。
有人对郑云鸣聚集人马的命令不以为然，认为不如将这些散落在敌人侵袭过的地区的部队就地组织起来，作为蒙古军再次南下时候的敌后游击军使用。但是郑云鸣远比众人要清楚，没有坚强的组织能力，这种就地组织起来的游击军效果不好，以前宋军在金人统治区有数十万溃兵，起到的作用远不如前线的四大军大，何况如今四川只剩一点残兵败将，郑云鸣不得不小心使用。
至于播州和思州的部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竟然来的如此迅速，显然，这是朝廷得到了四川的败报之后，马上下令播州和思州的世袭酋长派兵支援。这又涉及到朝廷和四川的关系问题，从南渡以来，四川的兵变和叛乱一直断断续续，使得朝廷对四川的印象很坏。开禧三年吴曦叛乱的时候，朝廷就有人议论放弃四川。嘉定十二年最后一次宋金交兵，金兵突入汉中，朝中又传出了没有四川也可以立国的声音。四川一有风吹草动，荆襄的文武官员就忙着在峡州和归州等三峡峡口处布防。这一次四川兵败，蒙古人大举入侵，朝廷没有想到如何及时调整部署，给四川补充粮草兵员，而是忙着从京湖抽调核心战力郑云鸣过去，同时又将播州和思州的蛮族军队编成正规军开入四川，可见朝廷宁肯相信彪悍狡猾的蕃族也不肯相信川军的战力和忠诚。
老实说，郑云鸣并不怎么看得起这些穿着粗陋的麻布，头上缠着奇怪包巾的苗僚蛮兵，他们虽然骁勇，却难得守纪律，跟郑云鸣的治军理念简直是南辕北辙，但郑云鸣也知道，这支军队是当下除了自己的部队之外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苗僚的山岳步兵和山岳骑兵精通山地作战，郑云鸣所部虽然纪律严明，行动迅速，可是在川东长途行军的时候，也往往被险恶的地形所苦，而这些蛮兵虽然看来散漫惯了，却真的是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走几百里山路然后作战，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要能够活用他们，才能够在山地给予蒙古兵狠狠的教训。
这时候的重庆府，集中了从各地赶来的数万军马。而几乎所有四川的将领，都汇聚在小牌楼知府衙署的正堂里，聆听新任一班四川官员的训话。
新任四川宣抚使李直，自从得到朝廷任命以来，从鄂州调用了一艘荆楚水军的车船，携带了三倍的踏驾兵，轮番蹬踏直奔川中而来，但他的演讲却只是寻常的警戒诸将不要骄纵跋扈，欺压百姓，要效忠朝廷，勉力报国等等，一般官员的寻常腔调，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四川制置使杨恢是积极主战派，在上任之前已经写信给政事堂的相公们陈画方略，要征调泸州、叙州、荣州和长宁县的土兵，组成义勇军收复蜀口，这些都是川东川南的州县，土兵中蛮兵甚多，彪悍能战。杨恢信誓旦旦的表示，要在一年内收复蜀口，三年之内，让蒙古人不敢正视四川。
不过这两位大人的议论，众将也只是听听就算了。说不好听一点，这两人加上属官随员，百十个人入川，虽然是一方总帅，但县官比不上现管，买不买账，要看蜀中诸将是不是愿意配合。
但这位新任的郑都统却完全不同。人家不但自己来，还带来了一万数千大军。且军马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一上来就和蜀中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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