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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自己，借自己的心路历程、借自己的忏悔来鼓舞和激励大众。
戈文同样的是注意到很多人内心潜藏着的自卑和迷茫，想让国人知道历史上中国的辉煌伟大印记，为了让大家能从历史中汲取自强自信的源泉，他开始创作《明朝的那些事儿》。
两人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保持自身良知、责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体现。
这是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
所谓衣钵弟子不外如是。
……
……
公元1985年1月25日下午3点钟。
伴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放《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轻松活波声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六卷《明朝的那些事儿》图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统一开售，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从此这套《明朝的那些事儿》在中国的史学界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弗一发售，这套早已被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图书便被哄抢而空。
据档案记载，在《明朝的那些事儿》发售当天，那些散布在北京各大新华书店前的购书者人山人海，可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几乎人人都想要在第一时间抢到这本书。很多囊中羞涩只能购买几册《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读者，在抢到书后，不愿意离开书店，而是捧着没买的某一册书迫不及待的在书店内阅读。很多人当读到动情时，竟然失态的潸然泪下或仰天长叹。
一篇应时应心的历史知识普及读本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把国人的心灵创伤安慰抚平，足以说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力量一点都不小！
与此同时，《明朝的那些事儿》不但在北京引起了轰动，也震动了全国。足足五十万套图书在不足一天时间内销售一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完《明朝的那些事儿》后，这套广播节目又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
当年为了能得到全套《明朝的那些事儿》，除了书店外，全国报亭、书摊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几套《明朝的那些事儿》而感到“自豪”。
《明朝的那些事儿》首印50万套，其后第二次加印为100万套，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套以上。据后世的学者估算，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约有250多万套。其后数年时间内，该套书多次加印，至2000年左右，正版图书发行量达到了1200万套。再加上80年代后期中国的盗版泛滥，这套书的印数应该超过了4000万套，为历史题材图书之最。
而《明朝的那些事儿》之后，仿作层出不穷，引领了史学界学者们普及历史读本的潮流。可至2000年为止，无论是内容、语言，还是作者的用心、情怀上，能超过《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图书却不是很多。
当年报纸上关于《明朝的那些事儿》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了《明朝的那些事儿》。
戈文也被当做一个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异类铭记在历史中。
在后世，《明朝的那些事儿》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
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戈文的账，甚至说他“是历史学界的金庸和琼瑶”。
后世著名学者耿波在《<明朝的那些事>研究资料目录》一文中，除了考据了当年戈文所引用和参考的一大批明史典籍外，还特意提到：戈文在史学界毁誉参半，褒贬互见，从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后世不少学者也撰写书评评价说，当年《明朝的那些事儿》以致一时“戈书走红”，甚至有人开始筹办“戈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戈学研究》学术丛刊，殊为可笑。
但就是这些对《明朝的那些事儿》不屑一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明朝的那些事儿》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变革。
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正是《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广播和出版，如同一匹黑马般闯入了当时教条色彩严重的文史界。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叙事技巧，都让当时的很多学者震惊，引起了史学界对于普罗大众的重视，革新了史学界的学术著作的种类。后世的历史读物之所以能非常多元化，戈文的这本《明朝的那些事儿》功不可没。
在两千年以后，给读者的感觉是《明朝的那些事儿》不那么突出了。但这可能是错觉，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学者名流在各种报刊上推荐《明朝的那些事儿》的非常多。
而戈文作为史学家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他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了解本国之史。
《明朝的那些事儿》在不失史家谨严的基本原则下，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
按后世大史家钱理先生所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观之，戈文对树立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
几十年来，戈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
《明朝的那些事儿》一直都是书店里销售最畅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那种历史叙事风格，他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很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都这样说过，戈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
而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戈文的影响。
正如《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结尾所言“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年青一代在和戈文一起走过那三百年风雨后，感动他们的，除了那些历史的荣光和激烈外，还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可贵的正能量。
现今中国的中年以下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戈文的名字的。
这使人们想起了当年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靠的不是范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论战，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有一句这样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中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呈现你的面前。
也难怪后人总会这样感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名思想学者，一个文艺大家，一个非专业人士竟超越那么多史学大牛，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真是一个“异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