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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静想起了自己的亲人，其实她是不愿去想亲人的，她害怕想到亲人。
她和翠玉一样，都渴望得到幸福，因为她俩都是可怜且不幸的人，她俩受尽了命运的戏弄，多舛的命运让她俩早早就饱尝了人生的痛楚，亲历了生存之艰辛。
乔晓静有两个父亲，一个父亲是她幸福起点，也是她幸福的终结，这个人就是她的亲生父亲，他的意外离世，让乔晓静原本孱弱的幸福大厦彻底坍塌了。
另一个父亲则是她不幸的开始，让她彻底生活在了心灵的暗夜之中，让她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让她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让她成了孤魂野鬼，这个人就是她的继父。
这两个在乔晓静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男人，似乎合伙将她送进了不幸的狂涛巨浪之中，从那一刻起，不幸的洪流便呼啸而来，势不可挡，冲破平静的堤坝，汹涌澎湃肆意张狂，冲塌了希望的灯塔，淹没了希望的路途。
乔晓静的生活轨迹和生命轨迹彻底偏离了此前的正常航道，驶向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恐怖的暗礁丛林。
翠玉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她也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历经悲惨生活，殊途同归，最终先于乔晓静跌落到了风尘之地---进了这种地方，对于女人来说，便贴上了不洁的标签。
正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对于生活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底层百姓来说，悄无声息的步入了一个骚乱不安的时代，各种小人物的命运被这个骚乱不安的时代所织就的大网捆缚着，其悲催的命运就此交织在了这张骚乱不安的大网之中。
乔晓静和翠玉这样的小人物，只是那个特定时代下的普通一员，但从他们的身上依然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小人物悲惨的命运。
乔晓静一家三口生活在封建地主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物资被大地主占有的中国西部，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生活资源捉襟见肘，经济拮据，日子过得极度清贫。
乔晓静的父亲乔良年轻时曾经在一个地主家帮工，东家见他机灵诚实，而且与自己儿子年龄相近，便让他陪自己的儿子读了一段时间书。
这一经历，对于乔晓静的父亲乔良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意义的，他通过学习接触，获得了很多贫困家庭孩子根本不可能获得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了——知识是能够让他发现自身的无知和愚昧，让他明白了生活原本并非现在这个样子。
---这也许是他执意要让自己唯一的孩子乔晓静上学的原因，即使每天要步行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还要受到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和恶意指责。
按照当时乡下人普遍的观点，也是传统的看法，男孩子才是是家里的希望，他肩负着传宗接代、光耀门楣的重任，起码也是养家糊口的壮劳力；至于女孩子嘛，迟早都是泼出去的水，一切都要从权从简从便，只要将她养得无病无灾就行，反正长大后不管怎样，找个婆家嫁出去就是了，根本没有必要在女儿家身上花费太多心思。
可是乔晓静的父亲乔良却不这么认为，他从有了女儿乔晓静开始，便一直都视她为家里的希望，认为孩子应该接受知识，应该拓展视野，因为告别愚昧无知的生活。
当乔良提出想让女儿乔晓静上学的想法的时候，连生活在一起多年的乔晓静母亲都倍感惊讶，她不敢相信乔良会有这样的想法，她觉得乔良一定是脑子出了毛病，“一定是在晚上遇到了什么脏东西，一定是得了魔怔”。
乔良却坚定的说道：“我不想看着自己的女儿从一出生，就被硬生生捆绑在三从四德的囚车上，她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更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
于是在乔晓静到了可以上学的年龄，乔良毅然决然牵着女儿的小手从村中穿过，前往十多里地的一家小学堂，让乔晓静成了这家学堂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女学生，也让乔晓静跟着二三十个男孩子在同一个屋檐下念书识字。
尽管很多人并不能理解乔良的这一举动，但还是有不少的妇女和女孩子对乔晓静投去了羡慕的目光，那时的乔晓静虽然不到十岁，但她能感受到这种眼神背后所传递的意思，她感觉生活在这样的家里，贫困简单，却很自豪很幸福。
“听说你已经让你的女娃去上学了，可有这等事？”在家族祭祀活动上，族长兼大财主乔宝财当着全族的人质问乔良。
祭祀活动在乔家祠堂举行，祠堂宽大幽深，每隔五步有一盏油灯指引族人在黑天的时候进入祠堂正厅。正厅摆放着一个如同横卧着的橱柜一样的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好多祖先牌位，牌位前面摆放着供奉祖先的贡品，香烛分置贡品两侧，时不时发出“啪啪”声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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