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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显然地，崇祯在想：“这个刘宗周就是个书呆子，朕迫切需要朝臣们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大治措施，他非要朕‘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
朕说他迂阔，他竟说朕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哼，朕说不过他，自然也用不了他这样的官，要不是实在人才匮乏，朕又怎么会再次用他呢？不知这次他又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想着，低头来看，但见上面写着：《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
崇祯耐住性子往下看，看罢，猛地把奏疏摔到了地上。
为啥呢？这个刘宗周，疏中居然对崇祯即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和各项政策一一进行批判，言辞犀利，毫不容情。
临末还说什么“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温体仁赶巧进来，忙捡起来看，亦是哭笑不得。
崇祯怒道：“传谕内阁，从重惩处。”说罢，忍不住又想：“他不过一腐儒，所言于人于事无害，又是名人，素有清名，朕何不放他一马，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
想到这里，又道：“还是算了吧，不过是些迂阔的陈词滥调，朕不跟他计较。”
温体仁忙跟着附和，私下里却忙命人上疏弹劾刘宗周。
刘宗周却是不知，正冲向刚从外面回来的儿子刘伯道：“道周说的没错哪，郑鄤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何故也？皆父疏中所言也。”
刘伯道：“大家都知道，郑鄤冤枉，父亲大人也没有必要上那奏疏吧，您或许不知道，外面都传遍了，说若不是皇上能容直言，父亲大人因此丢了命也未可知。”
刘宗周道：“郑鄤案只是为父上疏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为父倒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想那皇上肯下《罪己诏》，应该不是不容直言的人，却做出了此等糊涂之举。
唉，其实，为父也为难哪，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
刘伯想想也无法，道：“这下好了，也有人上疏了，说父亲大人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又该咋处？”
刘宗周道：“既如此，告病求归就是。”
说完，竟亲自去写了奏疏上奏了，又道：“我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
崇祯巴不得他快走，当即批了。
刘宗周也不多说，当即收拾了启程。行至德州，仍不放心，再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