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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铜板。”
“这不是朝廷穷嘛。”李世民倒没有尴尬。
“穷则变，变则通嘛，前面不是已经跟你聊过不少办法了嘛，虽然现在殿下没办法施行，但是殿下可以从这种小的做起啊，《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可见以前士农工商地位是平等的，之所以后面变了，是因为商贾发展了，而国家制度没有跟上，导致极少数商贾因利益而作出不少损害朝廷损害士族甚至百姓等利益的事而逐步被打压，这其实是朝廷不作为导致的，我们加强商事管理，虽然不至于说杜绝，但是会极大减少这种情况，商人纳税也是合理并且也是商人合法身份的体现，儒家之所以将商人地位贬低，一方面除了前面的原因以外，也有儒家私心，商人是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比比较大的，也是最有机会培养读书人的，如果不将商人地位贬低，就相当于为儒家增加了竞争对手，同时商业发展，从业人员就多，这样帮世家种地的人就减少，这些都是私利出发所带来的，代表的是儒家，或者说现在的世家的利益，而不是朝廷的，朝廷的利益是税收，商业发达，流通就多，流通一多，生产就多，生产一多，消费就多，这样各种环节的税收便多了起来，如果商业、工业足够好甚至可以减少农税甚至免除农税，这于国于民不是大好事？”
“公子是说以商济农？”马周也是非常难得在饭桌上说话。
“说不上以商济农，而是当一个国家工商业足够发达以后，所带来的税收远超农业税收，比如说工商业税收占比超过六成，先不说农业本身的发展，比如说农税原来是两百万贯，现在工商业税收多了三百万贯，那农税我们降个一半，对朝廷来说，总税收也有四百万贯了，比原来多了一倍，而农民多了一百万贯的收入，户均便多了几百文，他们是不是要置办衣物，是不是考虑送个孩子读书什么的，这样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当工商业税收增加到八九成的时候，我们仍然以两百万贯的农税基础来算，工商税就四五百万贯了，那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不收农税，农户手中便又每年多出几百文，百姓有钱了自然便有更多的消费，这便是一种良性循环，所以朝廷的核心利益是税收，而税收的核心是流通速度，当全国有一千万贯财富的时候，如果一年只流通一次，我们按农户税比如说三成来收，也只有三百万贯，但是流通两次，我们收工商税哪怕收一成，也多出来一百万贯，如果流通五次那就多五百万绸，总财富不变的情况下也多出很多，而流通的主要着落便在商贾身上，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下不能各地，上不能上战场，实干才能兴邦，更何况世家或者说儒家的钱财从何而来？他们一方面说商人地位最低，一方面却是最大的商贾，这些世家不交税或者极少交税，财富便逐步落入世家手中，这些落入世家手中的钱财往往变成了仓库里面的东西，根本就不流通，这样社会上的财富便越来越少，这就是恶性循环，你们再看我来长安以后，仅仅是书籍这一项便从世家手中抠出几万贯，这些钱财只我们用来修路、用来给军队发俸禄等等，这些是不是又重新流通了？所以我们要支持小商贾的发展，规范管理，合理收税，这样商人地位提高的同时，财富也重新流通开来，这才是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