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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言而喻，反之则是遭鄙视、欺凌。然而家家都要讲究排场气派，世上又哪有这许多财主？”
皇帝给卢象升叫了一杯茶，咕咚咕咚喝完，又开始叙说杭州的奢靡之风。
“学生发现杭州人其实奸狡得很，家中没一粒米下锅的，偏生挺着胸脯，会得装模作样，外人哪里晓得都是空头门面。一个杭州地方见得花团锦簇，家家都是空的。有两句谚语形容此事，一句叫：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另一句叫：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也就是说杭州的老百姓打肿脸充胖子，没钱硬是要装作有钱呗。”
“皇上所言极是，可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更严重的风气是僭越。在苏州，就拿娶亲迎新娘来说吧，在那儿不管一个人的身份如何，也不管其家境是富裕还是贫寒，这时都要设法请来仪仗队，一律用掌扇、黄盖与银爪等物，并且掌扇上必定粘上‘翰林院’三个字。寻常百姓娶媳妇，翰林院的官员在迎亲，这难道不是僭越吗？”
朱由校听到这番话，心里有些矛盾。卢象升刚才讲的虽然是浮华的社会风气，但他实际某种程度上是在维护封建的尊卑关系。
在封建社会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一系列的尊卑关系规定在一定的位置上：天子与臣民之间，天子为尊，臣民为卑；官员与庶民之间，官员为尊，庶民为卑，而官员们又有上下等级之分，庶民们则是按士、农、工、商排列。此外，又有长幼之间，长者为尊，幼者为卑等种
种规定。违背此类规定的叫做犯上作乱，而只要这一系列的尊卑秩序得以维持，不被打破，那么封建的统治就能太平无事。
然而在明代中后叶，势力逐渐膨胀的商贾再也不能容忍被强压在社会底层的现状，他们一步步地谋求更多权益的努力，扰乱了原有的尊卑秩序。如浮云变幻般的盈虚消长迫使百姓认识到，先前的尊卑关系并不是始终固定不变的。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穿越者，朱由校意识到这些商贾对封建的尊卑关系的否定，并不等同于欧洲《人权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其实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以新代旧而已。这也没有必要过于苛责，毕竟《人权宣言》是一百多年以后才诞生在欧洲的。
根据汪乔年和卢象升的描述，商贾们建立新的尊卑秩序的原则与方式非常简单明了，并没有过去那些种种繁琐复杂的规定。简言之，是以金钱为尊，以权势为尊。金钱与权势又是统一的，可以互相转换，因此概括地说“以金钱为尊”也未尝不可。当这新的法则在世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遵奉时，它便很快地影响到一代社会风气的变化，趋财慕势越来越成了世人习以为常的惯例。
天子陷入了沉思，好长时间不讲话，卢象升也不敢打破这尴尬的沉默。后来是侍立在皇帝旁边的太监刘若愚小声提醒了一下万岁爷，谈话才得以继续。
“卢象升，你刚才关于民间世风的话让朕惊醒，你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想提吗？”
如果换做别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默，一般的进士都会选择退下。但卢象升非同常人，他是一个血气方刚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读书人，他还有满腹的建言没有讲完。
“陛下，学生还想讲一讲官场的称谓。在洪武初年，太祖皇帝曾经对世间书信往来的格式作出过规定：凡致书于尊者，云‘端肃奉书’，答则‘端肃奉复’；平交者，则曰‘奉书’、‘奉复’；上与之下，则曰‘书寄’、‘书答’，并禁止使用‘顿首再拜、百拜’之类阿谀而不实的套语。对于交往中的自称，也有类似的惯例：只有对尊长者才可以使用谦卑的自称，如‘侍生’、‘晚生’、‘春弟’之类，而且使用时也有区别，如果自己比对方迟中进士三科至六科，则应自称‘侍生’，若迟了七科以上，才可以自称‘晚生’。
后来人们为了奉承别人，都纷纷以晚生自居，不管先后顺序或是年龄。万历初年，太岳相公已是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但是他把持朝政少不得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为了笼络、奉承这位大宦官，张大人再给他的书信中便自称晚生。大明朝堂堂内阁首辅居然向一个太监自称晚生，这真是荒谬绝伦，难怪有的文人说：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皇上，学生建议恢复洪武时的称谓。”
皇上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了问身边的刘若愚是否张居正曾经有如此低三下四的姿态对冯保。
“回陛下，奴才确实听宫里的老太监说过此事。”